《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读书会顺利举办

发布日期:2019-05-20      作者:杜泽宇 审校:蔡炯昊老师      来源:天健文史社、默鸣学社

2019年5月17日下午2点,四川大学默鸣学社、天健文史社联合举办的“《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读书会”活动如期进行,本次读书会由2017级历史学基地班的杜泽宇同学担任导读人,蔡炯昊老师作为特邀嘉宾参与了读书会的评议与讨论环节。

读书会伊始,杜泽宇同学为大家进行了导读。首先,导读人向大家简单介绍了列文森/李文森(Joseph Levenson)在其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中提出的“历史”与“价值”冲突模式——每个人在情感上忠实于历史而在理念上信守价值,并欲使二者结合。然而在近代中国,历史和价值在很多读书人心中被撕裂了。导读人指出,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的这部《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模式的回应与反思。

接下来,导读人依次为大家梳理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并重点介绍了本书的第三章“新史学的形成”、第四章“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史学理论”。在第一章“导论”部分,导读人认为最关键的是要理解施耐德提到的其对于“历史与价值模式”的批评,这对于理解整本书具有关键意义;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本书的出发论点亦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问题意识,以便深入阅读与思考。

在简单介绍了第二章“陈寅恪与傅斯年的生平”后,导读人为大家梳理了第三章“新史学的形成”中提到的今古文经学以降的主要史学流派及其主要观点。指出作者撰写这一部分类似于“史学史”的叙述是为了使读者更好地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上理解陈寅恪、傅斯年二人的史学理论。继而进入到关于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史学理论与研究实践中,导读人通过对第四章、第五章主要内容的概括,向大家展示了书中对陈、傅二人史学理论的精妙提炼以及对二人理论与前文所述史家异同的比较。接下来,导读人分析了本书正文最后一部分“诠释”,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尝试用自己对陈寅恪、傅斯年的研究来检验Hayden White与Jören Rüsen等提出的以欧洲为中心史学理论;并且以陈寅恪、傅斯年为重点,对民国时期的史学与史家面临的思想困境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在结束关于本书内容的介绍后,导读人谈了自己阅读之后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首先。导读人注意到本书的结构与自己读过的一些以近代学术史、学者为主题的著作有很大不同:施耐德教授没有选择将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理论放在他们的生命史中进行叙述,而是将他们的史学理论与研究实践抽离出来进行论述。其次,导读人提出这样的结构对于集中论述各位史家的观点确有优势,但似乎有些不利于展现他们的学术互动与彼此间观点的影响。最后,导读人坦言自己对书中用以解释史学理论的诸多概念(如“新康德主义”等)理解均很肤浅,故导读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之处。

杜泽宇同学导读结束后,蔡炯昊老师作为评议人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想法。蔡老师首先肯定了导读人细致的报告,指出导读人基本梳理清楚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接着从个人经验、看问题的其它角度对报告做了补充:老师首先谈到施耐德教授与川大的深厚渊源,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听施教授讲座的经历。接着,蔡老师指出,过去学界可能普遍将傅斯年视为“中国的兰克”,施教授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反思这种不证自明的关系。书中通过很多实证的材料说明,傅斯年与兰克的史学理论其实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其史学思想反而更接近于Thomas Buckle。

 

蔡老师继而谈到,我们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往往对英美汉学关注较多,对其它地区的汉学研究则一般不甚了了。故而对这些地区学者的行文结构不太习惯。施耐德的这种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不太一样的叙述结构,其实是为了做一种跨文化的“翻译”与比较,他的论述重点不在于在个体生命史中解释他们的史学思想。其次,施教授在书中大量运用各种“主义”来解释陈寅恪与傅斯年,可能是因为本书面对的阅读群体更加熟悉西方哲学,这样的叙述方式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陈、傅二人的史学理论。蔡老师指出,这本书将史家与著作置于一个更大的思想网络中思考,可以看做是不同于以往的广义上的史学史著作。这本书中重点提到的列文森的“真理”与“价值”模式在其去世后的很多年并未在美国学界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推进,直到近年来才被“重读”。蔡老师由此提示我们,学术史的发展有时候并不构成一个线性的传承,一种学术观点可能在另一个学术社群中被反思、发扬。蔡老师也希望同学们通过阅读这本书,找到进入如陈寅恪、傅斯年这样重要史家著作的一种门径。 

蔡老师的精彩点评结束后,同学们围绕导读人与老师的理解与思考进行了热烈的讨论。2018级硕士王磊学长就施耐德书中关于柳诒徵对傅斯年史学观点的影响部分进行了补充,学长介绍了施耐德在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收入《学衡名家讲演录》一书),指出施耐德在这次演讲中关于学衡派的部分观点已经与本书有所不同。其次,学长对书中提到的“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这一论断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并以柳诒徵为例,指出学衡派其实不一定自成一个派别,我们可能需要通过仔细阅读他们的著作,重新思考具体个人的“新”与“旧”

王朝鑫同学认为,五四时期的知识人中可能没有真正的保守派,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在分享着一些相似的思想资源,彼此之间的分歧更多地表现在文化立场和道路选择上。

蔡老师就两位同学发言中均提到的关于“新”、“旧”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胡适、傅斯年的那个时代,受废科举之后不读经的影响,评判旧学好坏的标准与之前已大有不同。蔡老师进一步提示大家,如果尝试着跳出“新旧之争”的思考模式,可能会认识到近代思想史的其它面相。近代史上的很多思想对立隐然体现着一种文化上高下的区隔,如何揭示思想史上确乎存在的这一层意思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刘纯淋同学提出,对于理解陈寅恪、钱穆等人提出的“民族精神”,应该如何理解它的具体意涵?对于施耐德教授书中提到“价值”,有没有可能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

王磊学长以刘咸炘为例谈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近代学者提出的类似“民族精神”等概念,可能本身就是抽象的,不一定有有明确的原则和纲领。并推荐大家阅读《吴宓日记》第二册,以期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下午4点左右,活动在大家意犹未尽的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