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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汉骥学术讲座第44讲纪要:

时间:2017-11-22 10:50:48  来源:  作者:王文波 校对:闫月欣 摄影:李孟雅 点击:  
红山文明——五千年前的知识与思想
 
       2017年11月11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冯时研究员以“红山文明——五千年前的知识与思想”为题,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五楼藏研所会议室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本次讲座是冯汉骥学术讲座第44讲,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裕商教授、吕红亮教授、王煜副教授、杜战伟博士等老师和众多学生到场聆听了讲座,来自复旦大学的仇鹿鸣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黄益飞助理研究员、武汉大学的胡鸿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卓异博士等青年学者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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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讲座现场
 
       讲座开始前,霍巍教授首先对冯时先生再次莅临川大做学术讲座表示感谢,接着对冯时先生的学术背景作了介绍,并指出冯时先生在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始终坚持了考古学和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把考古材料本身也作为一种史料,将它放回到所在的历史环境当中去加以考察,冯时先生的文献功底、古文字功底使他在考古学研究领域始终能够保持特有的风格,有自己的建树和观点,通过这场讲座我们在场的师生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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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霍巍教授开场致辞
 
       讲座伊始,冯时研究员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明”的含义。冯时研究员指出,从历史学研究来看,历史学研究的终点都是思想史,所以我们做考古学研究不应该只是关心古人怎么生,更应该关心古人是如何思想的,这样的探索,我们所利用的材料当然首先是考古材料,但是如何解读这些材料,却需要我们和传世的文献相结合,所以传世文献实际上是我们解释考古材料的基础。其后冯时研究员对“文明”的含义进行了探讨, “文明”一词我们今天都在用,但实际上更多地是接受了西方学者对“文明”的定义,我们探讨自己的文明,首先要了解中国古人是如何定义“文明”的,同时也要了解和原始文明的形成相关的思想知识;“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尚书》,也见于《易传》,《周易》的乾卦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见龙在田”在天上的天象就叫作“龙抬头”,也就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期,龙星在天上运行,在太阳落山以后,龙的角宿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一现象古人就把它叫“见龙在田”,《易传》中将“见龙在田”与“文明”联系起来,而要论述这个问题就必须导源于古人对天象的认识和文明的诞生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后代的著书家将“天下文明”中的“文明”解释为“有文章而光明”,其中 “文章”是指“文彰显出来”,从古文字研究来看,“文”的本意是“文德”,即人们对心灵的修养,人因为有道德而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文”最根本的一个意义实际上是“信”,“信”是古人通过对时间的了解而获得的,而人们最早掌握时间就是通过观测龙星在天上的周期运行,于是人们就从中认识到了“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总的来说,作为个人,“文明”强调的是道德容颜,对于社会,“文明”强调的是礼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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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冯时研究员
 
       根据上述中国古人对“文明”的定义,冯时研究员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红山文明”。他首先对辽宁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祭祀遗存作了介绍,该遗存一般被考古学家们称为“积石冢”,但实际上应该是祭祀的祭坛,这一遗存分布在东西两处,东边是圆形的坛,内外三圈,即三个同心圆,保存基本完好,在其东边还有一些呈圆形的遗存;西边是一个方形的遗存,在其西边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区域,整个遗存的中心就是三圆形的圆坛和方形的方坛。从实物来看,这一圆形遗存是由石头堆砌的往上拱起的圆坛,俯视可以看到内外三圈;而方形遗存中间有一个方台,在方台的四周是挖下去的,而在挖下去的边缘有一圈用石头围起来的坛。随后冯时研究员对这两处祭坛的性质进行了探讨,他通过研究,认为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祭天的圆丘和祭地的方丘,距今5500年,而今天北京天坛祭天的圆丘、地坛祭地的方丘是目前所见最晚的相关遗存,两者构成了中国古代圆丘、方丘的一首一尾;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圆坛向上拱,这是由于天在上,古人祭天的圆坛是向上垒高的,这样可以和天神更接近,实行的祭祀是燎祭,而和它相对应的祭地的方丘,中间有一个方台,方台中间还有一个向下挖的坑,方台的四周也是向下挖,这实际就是祭地的方丘,祭地的方法是瘗埋,而方台外围的坑当时可能是用来存水的,这从后来明代祭地的方丘又叫作方泽坛可以看出,从形制上看祭天和祭地的坛与古代“天圆地方”思想是相应和的,但仅从这一点就认为这两个坛是祭天的圆丘和祭地的方丘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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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祭祀遗存
 
       其后冯时研究员进一步分析了牛河梁的圆坛和方坛遗存。从俯视图上看,祭天的圆丘是由三个同心圆构成,而三个同心圆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或者说在中国古代时间的知识体系中它有特定的内涵,它表现的是两分两至的日行轨迹,太阳在天上的运动轨迹构成了三个曲率相等的圆弧,我们把这些圆弧复原后就是三个同心圆,这就是古人所认识的三个同心圆的文化含义。如果我们把一年中十二个中气的日行轨迹都记录下来,我们在天上可以画出七个同心圆,这七个同心圆构成的图在《周髀算经》中叫“七衡六间”,十二个中气中最重要的是两分两至四个气,两分两至所构成的同心圆就是七个同心圆中的三个,所以我们在古代的遗物上经常可以看到同心圆的画法,最多就是七个,一般是三个,里边体现的是这样的一种知识体系。同时古代用于祭天的礼器玉璧也是圆形的,这种理念中国古人称之为“所祭必像其类”,从安徽含山凌家滩发现的距今5300年左右的玉璧来看,也是呈现三个同心圆,类似的玉璧已经发现多件,当然由于把中间的孔雕饰出来很费力,通常人们是通过花纹的形式雕出三个同心圆,有的比三个同心圆更多,但反映的都是这个思想,表现了日行的轨迹。这种三个同心圆的思想我们在战国文献里现在读到了很多,比如楚帛书就讲叫“三天”,也叫“三圆”,明代所建的天坛仍然继承了这种思想,天坛祭天的圆丘是三个同心圆,祈谷坛、祈年殿的顶也是三个同心圆,而这套思想我们可以根据红山文化一直追溯到55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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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圆坛的俯视图
 
       进一步分析其中的思想,牛河梁的圆坛遗存不仅可以看出来是三个同心圆,而且保存现状较好,对它们直径的实测发现这三个同心圆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比例关系,最里面表示夏至的圆直径是11米,最外面表示冬至的圆直径是22米,中间表示春分和秋分的圆直径是15.6米,这与《周髀算经》中所记载的冬至日行轨迹是夏至的两倍相符,我们用22去除以15.6,就会发现它等于15.6除以11,而且得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1.414,即√2,√2是最小的无理数,当然√2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巴比伦楔形文书中就出现了。今天我们在红山文化的圆丘设计上,看到了有√2这样的一个倍数关系,我们不能确认红山文化的人已经认识了√2,但可以采取最保守的说法,认为他们通过一个特殊的图形,完成了这样一种圆丘的设计。我们在《周髀算经》中可以看到“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的说法,从其中的“方圆图”和“圆方图”,我们明白了红山人至少是如何设计出这三个同心圆的,即在一个标准正方形中作出它的内切圆,然后再作这个正方形的外接圆,这两个同心圆直径的比例就是√2,以此类推就可以得到三个同心圆,这就进一步论证了红山文化圆丘作为祭天遗存的说法。“方圆图”和“圆方图”后来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图形,《营造法式》开篇就是这两个图形,但很可惜梁思成先生将它忽略了,他没有想明白这两个图放置的用意,后来我们对红山文化的研究揭示出√2的倍数关系以后,清华建筑系丈量中国古代建筑的比例后发现斗拱之间、长宽之间的比例都是√2,木匠有一句更通俗的话叫“方五斜七”,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建筑非常和谐,里面孕育的都是这一关系,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图形的来源一直找到红山文化。 
       同理,红山文化的方丘遗存也有类似的含义,整个方形建筑实际上是以方台为标准向外扩充的一个结果,这个图形也和我们在《周髀算经》中看到的“弦图”是暗合的,我们利用“弦图”可以复原红山文化的方丘,做这个图就可以证明勾股定理,这一证明过程在《周髀算经》中有相应描述,古人利用作图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红山文化方丘遗存的设计理念很可能与《周髀算经》中的记载相关,现在我们知道,红山文化祭天的圆丘和祭地的方丘,并不只是设计了一个圆形和方形,这里面还体现了古人更丰富的一些知识体系和思想。
        随后冯时研究员补充了一些材料来继续论证圆丘和方丘的性质。在方丘的西侧发现有一个方形的所谓“墠”,在圆丘的东侧也有圆形的“墠”,一个坛,一个墠,这是古人的祭俗。在方形墠的南端发现有一座墓葬M4,墓葬用石板构成棺椁,随葬品非常简单,仅有三件,墓主人胸前有两件玉器,学术界通常将其称为“玉猪龙”,冯时研究员认为应该称之为“玉猪”,另外就是墓主人头下枕有一件箍形中通的玉器。
        最初引起学者注意的是墓主人的葬姿,两腿交叉而葬,这种葬姿很少见,让我们联想到中国的“交”字。《说文解字》将“交”非常准确地解释为:“交,交胫也。从大,象交形。”“大”在中国古代除了读“dà”外,还读作“tài”,这让我们联想到《周易》中的“泰卦”,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将 “天地交,而万物通” 解释为天地之“气”的交合,古人认为天地之间是充满“气”的,这种“气”的思想在新石器时期墓葬中就有体现,良渚文化的墓葬中随葬大量的玉璧,玉璧是用来祭天的,天的本质是阳气,所以玉璧本身就有阳气的象征意义,将其放在墓葬中,则有给死者补充大量的阳气,愿其永生不死的意味,而汉代的玉璧上有很多云气纹,上部还有“天盖”的符号,也明显地告诉我们玉璧象征着“天之阳气”。由上述可见,古人对于“气”的认识由来已久,“交大”的本质就是天地之“气”的交通,在大地湾新石器时期的壁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呈“交”的姿势的人物形象,而故宫的交泰殿位于象征天的乾清宫和象征地的坤宁宫之间,在“天地”之间的是“交泰”,也就是天地之气、阴阳之气的交合。回到红山文化的M4,墓主人的姿势反映的就是阴阳交泰、天地交泰的思想。
       冯时研究员接着又解释了M4墓主人以两腿组成“交”而非以两只手臂组成“交”的原因,他提到西水坡遗址出土的“周髀”的象征,也就是古人立表测影的“表”,古人从影子的变化认识到时间的变化,从而通过影子来推定时间,《史记》中也提到大禹治水时“以身为度”,但以人身体测影存在较大的误差,随着天文学的进步,人们就模仿人体测影发明了天文仪器“表”,也就是“髀”,《周髀算经》中也将“髀”解释为人的腿骨和测影的表,那么红山文化M4中墓主人两腿相交也就象征了时间的相交,而时间的本质就是“气”。古人将两分两至称为“四气”,如果将“气”与阴阳思想联系到一起,那春分象征的就是“阳气”,秋分就是“阴气”,所以古人也把测影叫作“测阴阳”。之后冯时研究员分析了M4中墓主人胸前的两件玉猪存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大小、样式、摆放方位和颜色方面。
       冯时研究员通过许多考古学材料,提出这两件玉猪是北斗的象征。用猪来象征北斗的现象可以追溯到距今七千年前,如在安徽蚌埠双墩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器底部刻画有方向相反的两只猪的形象;在河姆渡文化中一件陶器正面和背面也有猪的形象,而且猪身上还刻画有星纹;在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一件玉鹰,其翅膀上也雕有两只方向相反的猪;在内蒙古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腹部刻画有猪的形象;在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上也发现有猪的形象,而且上面刻画有星纹。在一些东汉墓葬的星象图中也可以见到猪的形象,如洛阳尹屯西汉墓中的星象图可以看到在北斗的位置画了一只双头猪的形象,明确证明古人曾用猪来象征北斗。之后冯时研究员以唐代《明皇杂录》中僧一行“捉北斗七星以救恩人之子”的故事作为文献上的例证,这个故事看似荒诞,但并非孤例,汉代文献《春秋说题辞》中“斗星时散精为彘”的记载也佐证了古人思想中北斗与猪的关系,甚至商代甲骨文中也能找到证据——祭祀北斗用“比”来表示,“比”字由两个猪字构成,祭祀的形式就是献猪。关于古人将北斗与猪联系起来的原因,冯时研究员联想到了“家”字,商代甲骨文中的“家”字结构为房顶下面一只“猪”,有学者认为这反映古代房屋为上层住人、下层养猪的干栏式建筑,冯时研究员则注意到,甲骨文的“家”字下半部,有时是一只“猪”,有时却是两只,两只则代表阴阳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家是男女结合繁衍子嗣的地方,古时成家的礼被称作“昏礼”,是在日落之后举行,因此也被称作阴礼,典礼之后夫妇双方入洞房,到现在婚礼还有“撒帐”的习俗,将枣、花生、栗子等撒在新房内,寓意多子多福,婚礼和成家的目的在于繁衍子嗣,古人用比喻的手法表达了这一愿望,六畜中猪的繁殖能力最强,所以他们利用猪的形象来象征家庭的繁衍,祈求多子多福。另外北斗星是帝车,上帝不仅主掌人类的繁衍,也主掌万物的繁衍,所以古人用繁殖能力最强的家畜来象征主掌万物繁衍的神灵。
       冯时研究员进一步指出,两件玉猪的颜色、方位也有丰富的内涵。这两件玉猪其实是阴、阳两个北斗的象征,其中右边青色的稍大,左边白色的稍小,大小之中就有阴阳的思想,青和白两色则用来表现方位,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有一种“方色理论”,即青、白、红、黑、黄分别表示东、西、南、北、中,这对玉猪体现了红山文化中的方色思想,古人在玉器颜色的选择上并不是无意识的。而太阳东升西落,因此东方为阳、西方为阴,之前提到的圆丘和方丘也是分别位于东方和西方,印证了天为阳、地为阴,这在文献中也能找到依据,《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古人认为北斗有两个神,一雌一雄,一左一右,顺时针方向即“左行”,逆时针方向即“右行”,M4墓主人胸前的两件玉猪正好就分别是这两个方向,所以这两件玉猪就代表了当时人们观念中的阴阳北斗。
        此后,冯时研究员更深入地论证了M4中的交泰思想。《易经》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又说“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在这个思想体系中内处于阳位,而外处于阴位,M4中墓主的双腿右腿处于内,左腿处于外,刚好也应证了上述其他信息所显示的阴阳关系。此外,墓主头下枕一中空器物,两头一大一小、一斜一平,有学者认为它是束发器,但冯时研究员认为其中也暗含阴阳观念,他指出斜的一边代表阳,平的一面代表阴,古人以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而奇数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斜,偶数则表现为平;从墓中的出土位置来看,该器物被枕在墓主头下,出土时平端在左,斜端在右,与墓主胸前一对玉猪反映的阴阳北斗方向一致,种种迹象表明阴阳分别处于墓的两侧,左侧有阴气,右侧有阳气,而这一中空器物正好使阴阳之气可以交互流通。可见,M4整个墓葬的设计都清楚地体现了阴阳交泰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在《淮南子·天文训》中以堪舆术的形式被记录下来,M4位于圆丘和方丘的西侧,墓主的头向正好指向这两丘,墓的右侧是北方,左侧是南方,也体现了易术上的阴阳关系。
        最后,冯时研究员总结道,通过对上述一系列考古材料的探索,可以证明早在距今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中国古人已经有了非常高的知识体系,以及非常深刻的关于阴阳交泰、天文、宗教这样的一些思想,当然这一研究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探讨。
       讲座结束后,在座的师生与冯时研究员就《左传》中“娄猪艾豭”的记载与“家”的关系、对M1与M4墓主身份的认识、天坛和地坛布局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最后,霍巍教授总结道,此次讲座非常引人入胜地将我们带回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让我们思考能否从考古材料中找到古人对宇宙和万物的思考关注的痕迹,中国古代文献与考古遗存之间的联系是或明或暗的,要解读它们离不开系统的研究,冯时先生的研究正好为我们作了很好的引导。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霍巍教授代表川大师生再次对冯时先生的到来和报告表示了感谢。
 
(注:文中考古材料图片来自冯时研究员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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