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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通讯 | 11月26日,石硕 教授:从“民族”角度认识中国历史——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机制

时间:2017-12-07 10:12:28  来源:  作者:李梓嫣 点击:  

20171126日晚,四川大学史学大讲堂第三讲“ 民族角度认识中国历史——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机制”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石硕教授主讲,王果副院长主持。我校师生皆积极参与,座无虚席,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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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果副院长主持讲座

王果副院长首先对石硕教授的学术背景作了简要介绍,石硕教授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藏族史、藏彝走廊、康藏历史与社会、西南民族史和汉藏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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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倾听的同学们

讲座伊始,石硕教授简述了从“民族”角度认识中国历史的必要性。他指出本次讲座题目的缘起是鉴于“中国民族史”的书写一直存在视野相对狭窄的问题,今天我们见到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民族史》主要是写历史上周边四夷的历史或是今天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历史,对历史上汉人形成与发展的情况则基本缺失。这样的视野和分割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为一部民族史,而汉人乃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民族融合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最大的人们共同体,所以,中国民族史如果不包括“汉人”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就会有很大的局限。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从民族角度来说,中国最大的不平衡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人口与分布地域上的异常悬殊——少数民族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分布地域面积却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石硕教授认为“中国历史”的概念至少可以包括三个层次:从民族范畴来说,它是“中华民族”聚合的历史;从文化综合体的范畴说,它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从“国”的概念来说,它是今日中国之由来。需要强调的是,历史上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并非同一层次,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形成又如一条河流,中途不断汇入的各条支流才最终形成了今天概念的中国。所以“中国”与“中国历史”概念并不相同,需要加以区分。综上,正如拉铁摩尔所言:“通晓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是了解中国和它周围‘夷狄’地区之间势力消长的状况。”

随后石硕教授从五个问题入手,探讨了如何从“民族”的角度理解中国历史。 

一、什么成就了中国之大?

石硕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伟大主要体现在“扩大”与“延绵”两方面。“扩大”是贯穿中国历史演进的总趋势,是由分散到统一,由局部到整体,由互不相干的“多元”走向“多元一体”的趋势。“延绵”即指中国的民族与文化以及疆域与统一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是分裂与统一不断交替,分裂时期实际上也是民族融汇时期,而强盛的统一王朝无一不是出现在大的民族融汇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四个大一统王朝分别是出现在春秋战国夷夏蛮狄大融汇之后的秦汉统一帝国、出现在东汉末至南陈灭“五胡乱华”融汇后的隋唐大一统、出现在五代宋辽夏金时期各族大融汇后的元帝国以及出现在明与蒙古两分天下后的清王朝。在这四个大一统王朝中,唐代惯用“蕃将”、尚胖的审美以及较高的妇女地位等均带有北方民族的特征,元、清则均是北方民族南下建立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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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演进脉络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演进与重组过程中,北方民族的作用在不断递增,而农耕的汉人作用则在下降。石硕教授提出中国历史演进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北方民族一浪又一浪地南下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始终,他们不断重组中国的版图与民族格局,使中国在体量上不断增大;二是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汉人在北方民族的挤压下其重心和居住区域不断南移,开拓了南方并融合了南方众多少数民族,包括经济南移和政治东移等。三是所有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和进行统治之后,最终大多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元和清可以说是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两个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西藏及整个青藏高原以及蒙古草原纳入中国版图得力于这二者,它们也基本形成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构架。总而言之,从体量和外部形态来看,正是北方民族南下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不断重组和扩大着中国的版图与民族格局,这直接成就了中国之大,也成为中国在体量上不断增大的主要动力机制。 

二、北方民族为何要一浪又一浪地南下入主中原?

在这一部分中,石硕教授首先展示了“胡焕庸线”在分裂时期格局中的隐形作用。“胡焕庸线”与气候环境密切相关,其东南板块温暖湿润气候宜人,而其西北则是干旱半干旱和高寒地区。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力量均来主要来自第一和第二阶梯即干旱半干旱地带及青藏高原高寒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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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庸线”

北方民族的南下与生态环境有极大关系。在干旱半干旱地带,北方民族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计方式。游牧经济是一种极为单一、脆弱的自然经济,难以完全自给自足。其一,游牧经济要求人--草三者平衡,若人口开始膨胀,对畜、草的要求都会增高,因而这种模式对地域的需求很大。其二,游牧经济产品种类单一,数量有限,必须与农耕区交换产品方能实现其价值。其三,游牧经济对自然的依赖较农业更强,人们冬夏逐水草而居,财富以牲畜为主。但畜类在冬春季节容易变得瘦弱甚至死亡,对其经济生产造成严重打击。在游牧社会中,人口增长带来的巨大压力、社会上升发展带来的物欲增长与交换受阻间的矛盾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均极易导致其向农耕富裕区域发起攻击与劫掠。与此同时,他们善骑射、易组织的特性以及极强的攻击性和扩张欲使其掠夺财富动力十足。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给中国带来了强烈的帝国特征。紧接着,石硕教授讲述了北方游牧民族阶段性南下与气候周期性变换存在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竺可桢先生提出中国有四个寒冷时期,分别是殷末周初、南北朝、南宋和明末清初以及春秋到秦汉、隋唐、元初的三个温暖期。根据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的情况对照,可见北方民族南下确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接下来,石硕教授以“上帝之鞭”的巧妙比喻讲述了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一般看来,在二者的关系中似乎应是“文明”引领“野蛮,“进步”带动“落后”,其实不然。高度的文明和过于丰富的物质容易衍生享乐腐化并消弭动力,而所谓“野蛮”、“落后”和物质匮乏则会带来充沛的生存动力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故在欧亚历史发展进程中,往往是“野蛮”不断地摧毁并重组“文明”,也为其注入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三、被称作“华夏”的中原农耕民族如何应对北方民族的挑战与冲击?

对于这一问题,石硕教授首先介绍了汤因比的“挑战——反应”理论,即一个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一些外部的挑战或冲击,只有在挑战程度适中且该文明具有自身调整以适应挑战的情况下,这一文明最终才能生存下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促成了“汉人”的壮大,他们不仅拓展了中国版图,其自身也成为不断汇入汉人主体人群的新血液北方民族的南下冲击强劲,华夏农耕文明是如何应对的?首先,华夏人有极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包容力。钱穆先生曾说:“《春秋》的学者所谓‘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乎诸夏则诸夏之’,此说决不错,而夷、夏界限在‘文化’不在血统,即此可证。”这种强大的文化自信,使得华夏地区很早就形成“天下”国家的政治传统。在古代,中国的概念是“天下”、“四海”、“海内”,既包括中原地区,也包括四边的夷狄地区在华夏人的观念中,“天下”是无边界的。

另一重要因素即为汉字。汉字是民族间重要的连接纽带,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写道:“(汉字)能够很容易地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大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可能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却能够阅读同样的书籍,用同样的语言工具去思考。 ”费正清认为,中国之大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汉字。在北方民族的冲击与挑战下,华夏农耕民族大多是军事上的失败者,政治上的被征服者,但最终却是文化上的征服者与胜利者。北方民族逃不掉的“宿命”是——他在中原建立政权后大多不得不采取恢复中原地区原有统治秩序的措施,同时为了实施对中原地区的有效统治,他们也不得不学习汉字、汉文化,过去常把他们学习汉文化和汉字称为“汉化”,这是不太确切的,这只是他们对中原地区实施统治的需要,主观上并非是要改变自己原有的文化。另外,在民族融汇时期汉人也大量充实到夷狄之中,进行逆向融合,从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四、谁是“汉人”?汉人凭借什么成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凝聚核心?

在这个问题上,石硕教授认为今天的汉族是历史上所有进入中原区域的民族融合后产生的一个人们共同体,“汉人”是数千年中民族大融合的产物。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写道:“汉族的壮大并不是单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历史上“汉人”的概念及内涵也是不断变化的。唐太宗称“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这样的“民族观”乃是民族构成发生改变的一种反映,说明“中华”的成分在不断发生改变,并非单纯认识上的改变。融合出来的“汉人”有明显的文化特点:第一,民族意识淡薄、不排他、兼容性强;第二,世俗化程度高、宗教信仰弱、宗教上无禁忌不设防;第三,他们心目中夷汉观念及界限相对模糊,他们重人伦、家族重实际、重生计等。 

五、“中华民族”聚合的地理条件:内向型的地理环境

石硕教授以一张中国地形图为切入点介绍了中国内向型的地理环境。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北方民族向外发展受到了各种天然屏障和自然环境的阻隔与限制,而中原温和的气候、肥沃而辽阔的土地以及先进的文化吸引着他们向内扩张。“问鼎中原”一直是历史上北方民族的最高追求目标,他们掠夺与占有财富,争夺更为优越的生存空间。数千年来,北方民族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方向均朝向中原——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发展。内向型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的聚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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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形图

最后,石硕教授对本次讲座内容做了简要总结。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聚合的历史,聚合动力来自“内”与“外”。“内”即华夏的文化力量,“外”即北方民族的冲击与挑战,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聚合与演进的动力机制。若从“民族”角度看中国历史的主要面貌和特点,可发现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战争是民族战争,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也大多由民族冲突或民族战争造成,历史上的民族冲突与交往也不断重组着中华民族的格局;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多民族竞争冲突、融合聚集的历史。最后,石硕教授再次强调了“扩大”与“延绵”两条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思路。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就明代是否分裂时期、中华民族概念等问题与石硕教授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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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向石硕教授提问

王果副院长随后对本次讲座总结道,石硕教授讲座的内容处理了中国乃至全球历史上非常重大的命题,也在方法论、具体观点、学术视野上提出了十分具有新意的看法。西方民族国家讨论认同强调的是“区隔”——边界、民族、认同皆是区隔,而石硕教授讨论的是中华文明演进与聚合的动力机制,强调的是“共同性”。这是与西方史学主流民族理论最大的不同,也是石硕教授非常独到精辟的见解,这种“聚合”的观点可以指导考古学、人类学、古代史、近代史等方方面面的研究。

至此,本次讲座在热烈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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