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也是长江上游古文明的中心，有着4500多年的城市文明史和2300多年的城市建城史，是一座因水而兴、水旱从人、道法自然的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都形成了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地名文化，一个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地名，像一颗颗闪光的珍珠，镶嵌在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版图上，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成都城市发展和变迁，是古老成都宝贵的文化遗产。

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成都老城历经多次大规模改造，许多老建筑与老地名作为城市文化中的“活化石”，慢慢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甚至被遗忘。为更好地传承弘扬成都地名文化，彰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魅力，唤起人们对于保护成都地名文化的意识，延续成都历史文脉，保留成都乡愁记忆，由四川省区划地名学会主办、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指导、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历史与成都文献研究中心、成都市金牛区民政局、四川远近文化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的“地名文化与成都城市文脉传承”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于2024年12月14日在金牛宾馆隆重召开，共有来自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二十家单位五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其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考古文博学院）李勇先、王小红、董嘉瑜老师、四川大学禹迹历史地理学社王思遥、梁泓欣妤同学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大会伊始，由四川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柯弼川处长、四川省区划地名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李勇先教授、四川远近文化有限公司杨晓明董事长为开幕式致辞，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王元勇馆长对本次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柯弼川处长着重阐发了地名文化之于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意义，提出地名是浓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四川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处长柯弼川致辞

人们的共同记忆符号，是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勇先会长、杨晓明董事长分别就四川省区划地名学会、四川远近文化有限公司在地名文化传承推广的探索与成果向与会者进行简要分享，展示了地名文化在新时代的全新表达与发展前景。大家紧紧围绕会议主题开展热烈讨论，取得了一系列研讨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地名文化与成都城市文脉传承学术研讨会开幕式

一是在地名文化理论与方法探讨方面，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区划地名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近现代地名文化的断裂重构》认为，从二十世纪开始至今的百年中，是中国地名文化变化最大最频繁的时代，出现了大幅度的断层与重构。其主要标志，是废弃了传承了千年的府州通名体系，而以市取代。并逐步在城市化过程中，以区和市取代县，形成以市、区、县为主体的新的通名体系。在地名的专名领域，二十世纪以来的革命文化、工程文化、西方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直到传统文化的逐渐复兴，传统文化与乡土文化的词语，才又在新地名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谢元鲁教授还对1949年以前地名命名权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在王朝时代，朝廷在地名的命名上直接管到县这一级，县以下的地名命名权交给民间，约定俗成以后，官方认可就可以了。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向下延伸、地名命名权不断上移成为趋势。从1938年开始，成都市政府公务科开始关注地名问题，但政府机构的命名权力边界不清楚，仍以民间命名为主。至于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可能还存在的地名命名中的长官意志、地名命名多头现象、地名命名中国家行为雅化和民间“俗化”之间的矛盾等谢元鲁教授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地名文化与成都城市文脉传承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

成都大学天府文化研究院院长谭平教授《关于四川地名文化事业的几点思考》认为，地名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乡愁”和文脉延续，家国情怀养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地名还凝聚着汉语的独特魅力，以及我国独有的多民族同舟共济、和睦相处等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诸多元素，以及讲好成都、四川、中国故事的巨大开发空间。谭平教授认为，当前四川、成都的地名工作，在理论、实践、传播层面应该高度关注在理论引领、疑难澄清、精准传播等方面争取取得创新与突破。如四川、成都地名来源众多，但不管它怎么产生和曾经有什么变迁，我们审视古今地名，都应该首先从普通受众的认知、接受心理的角度出发，争取最广泛的同理心和共情（被记住、向往），在此基础上，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加以凝聚、阐释和引领，从而将历史文化资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融汇其它富有活力的可以借鉴的人类文明成果，建构中华民族长治久安、永续发展的精神家园（被仰望）。在这一事业推进的过程中，所有旧地名新地名，都至少应该具有被记住以上层级的价值和意义。成都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重新成为魅力四射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示范性的公园城市、世界文化名城，所以它的地名文化应该比一般的城市有更高的追求。谭平老教授还特别强调地名文化精准传播的重要性。所谓精准传播，除了建立基于可靠、最新学术和理论研判的动态数据库、打造检索四川所有地名信息的深受信赖的现象级IP以外，还应该包括积极推动多语种介绍成都地名的专业化水准的提升，不同种类地名介绍的格式、材质、口岸、地点的基于优雅设计的规范化要求与管理，这些都需要跨语言、跨文化、跨界的专题调研、论证，以确保地名文化资源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国际上树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对外“讲好成都故事、四川故事、中国故事”的要求中，展现成都范、四川韵、中国情。

二是在成都地名文化与多元文化交流交融方面，四川旅游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王川教授《彭州古城与龙兴寺的交相辉映》认为，古蜀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的彭县，有“天彭”等地名雅号。彭州古城与龙兴古寺，在发展历程上交相辉映：彭州古城的发展奠定了龙兴寺一千六百余年兴盛之基，龙兴寺的发展则是彭州彰显独特魅力之重要符号，更以诞生了系列地名成为了彭州的文化标识。两者紧密相连，共生共荣，见证了丰富文化的密切联系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见证了中国十大古都的成都获得和平起义完整地回归人民的历史进程，构成彭州独特历史文化景观，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提升彭州之知名度、促进地域文化交流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川旅游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王川教授主题演讲

四川省区划地名学会副会长、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历史与成都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毛丽娅教授《石笋街与景教传入成都》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对“景教传入中国”“石笋街与景教传入成都”“景教对成都乃至巴蜀地区的影响”从三个方面进行汇报：一是景教传入中国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各民族的往来直接相关。景教源自东叙利亚基督教，从叙利亚传入波斯，受到波斯文化影响，经历在波斯的嬗变后于唐贞观九年（635年）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长安，最初被称为“波斯教”，其寺称为“波斯寺”。“景教”这一名称是在745年至781年伊斯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期间出现的。景教传入中国后采取了适应中国文化的策略，汉译景教经典，援儒释道入景，对景教教义进行本土化阐释。二是成都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西北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随着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景教也很快传入成都。石笋街在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中称“笋里”，石笋街的得名与“石笋”有关。景教传入成都后，建有大秦寺，大秦寺在成都西门外石笋街“石笋”附近的真珠楼基址上，故又名“真珠楼”。而且成都的大秦寺也颇具规模，史载真珠楼“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被摧毁。自成都有大秦寺后，来成都的大秦僧人日渐增多，不过，杜甫《石笋行》所云大秦寺已呈现衰败迹象。景教在成都衰落，与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南诏军队攻掠成都有关，而且有大秦僧人被俘。经此打击，成都景教走向衰落，之后成都景教亦不见记载。三是唐代成都商业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景教徒带来的不仅是景教，还有在景教传播的带动下，“真珠瑟瑟金翠异物”、医药医术、音乐舞蹈等的传入。从石笋街与景教的关系，不难看到古老的成都石笋街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和成都的开放包容。

三是在成都地名文化研究方面，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四川省区划地名学会会长、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李勇先教授《成都街道命名及其特点》认为，地名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的演变往往带来地名的变动，而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四川省区划地名学会会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勇先教授发言

地名的产生往往蕴涵着一段历史，并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它们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成都街道坊巷地名无不烙上不同时代的历史印记，从成都地名的演变清晰地反映出成都所具有的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和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李勇先还对成都街巷得名的原因归纳为二十一个方面，并结合古旧地图和旧照片加以分析和解读。四川省区划地名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小红研究员《水文化与成都的地名文化》汇报中，用多幅地图，从水系与城市空间演变，探讨了水文化对成都文化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成都的地名命名与水文化息息相关，中心城区以桥梁为名的地名多达33处，还有以池、沟、湾、堰等为名的地名14处，地名文化体现出成都独有的水文化特征；二是从成都城市变迁史来看，成都是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因水而美的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地名的现代命

四川省区划地名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小红研究员发言

名，可以恢复部分历史水文化地名，并在沿河地理事物的设计中，更多地加入水文化要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委文化智库首席专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明泉研究员则从目前成都城市街道命名中如何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作了生动发言，他指出过去道路命名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并提出今后城市道路命名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四是在四川地名文化宣传方面，四川电视台《地名天府》纪录片主创导演、线下活动执行导演华晓丹认为，在当今大力倡导文化传承与弘扬的时代背景下，电视媒体凭借其广泛的受众覆盖和强大的视听表现力，在地名文化工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顺应时代背景，四川省民政厅和四川广播电视台联袂制作了大型地名文化纪录片《地名天府》，近期刚播出第四季《胡焕庸线在四川》。地名不是简单的地理符号，深入挖掘地名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是吸引观众的关键，只有让观众感受到地名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才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并产生情感共鸣。现在，我们构建形成了电视有节目、广播有声音、地铁有视频、报刊有文章、网络有推送、线下有活动的全方位矩阵，未来我们也会探索更多新形式、加入更强大的科技力量来助力地名文化发掘与传承保护工作。四川省区划地名处副处长、四川省区划地名学会范炳涛副会长介绍了省区划地名处所作的大量工作和成效，希望积极运用本次会议的研讨成果，具体应用到实际工作之中，不断提升地名工作实效。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历代移民与四川地名命名、成都、金牛坝、凤凰山、万岁池、清溪等地名来历、成都历史上的坊名、“蜀都河图”成都市自然文化数据库、蜀道地名数据库建设、古旧地图中的地名价值、《清史地图集》在沿革地理方面研究成果对四川地名工作所起的重要支撑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在利用古旧地图研究地名方面，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覃影副教授结合古地图鉴定中存在图面信息滞后与后世摹绘增补原图的现象，以《四川省四路关驿图》为例，对图的绘制者、时代背景和图幅内容等进行辨析，指出该图不仅有考证政区建置沿革的地名学材料，也提供了四川边区茶马贸易、物产资源的线索，对了解明代早期四川城池的选址、驿站的路线、关津的布防亦有直观认识，反映了四川西北二路、西南一路、正北一路道路的分布、朝廷的经略、政区的建制，各民族之间不可分割的社会、政治、经济往来与联系，为我们从“藏羌彝走廊”视角下审视明代四川的交通地理、区域开发和民族融合，提供了古地图生动直观的史料。

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易文清和张星誉馆员则对“金牛坝－蜀西坝（川西平原）及其春秋战国时期的金牛道”与“四五千年至八千年前氐羌道（嶓羌氐彝道）古蜀史前‘开国茫然道’”等问题发表个人观点，两位馆员认为，从古蜀宝墩到三星堆文化，再从川西高原营盘山文化到甘肃青海马家窑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大地湾文化，将这几个地名点连结起来，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条我国史前时期中国西部各民族大融合的走廊。同时，两位馆员还对古蜀金牛道、金牛坝历史文脉的重大历史意义进行了诠释，认为，目前学术界对古蜀金牛道开辟的重大意义存在严重认知问题，导致千百年来对古蜀道开辟的功过褒贬不一，类似“金牛屎金”“五牛殇蜀”的污名化词汇广为流传，严重影响了金牛历史文化的挖掘。关于古蜀金牛道与古金牛坝得名来由以及具体位置，两位馆员也作了深入考证，认为古金牛坝的具体位置就在今金牛区金泉路的金牛坝，它是古蜀史前氐羌道与先秦古蜀金牛道交汇处，是古蜀金牛道的起始点，是古蜀道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古蜀金牛道的祖源记忆和文化地标。

在学术研讨会上，四川省民政厅、成都市、金牛区民政局等政府职能部门和四川电视台、四川交通广播电台、四川远近文化有限公司、四川凯瑞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事企业单位分别介绍了他们在四川地名文化传承、保护、宣传、普及和四川地名资料普查等方面所做的阶段性成果，其中四川省民政厅和四川电视台联袂打造“地名天府”大型文化节目刚刚获评全国十大最佳纪录片称号，四川省民政厅与四川交通广播电台联合推出“地名天府”广播节目累计推送超过二百条地名宣传广播，远近公司“远近说”推出的六十余条地名短视频累计获得超过三千万人次的关注。

在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四川大学李勇先教授主编、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乡土文献集成》首发式。《中国乡土文献集成》90册，集中收录清末至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所编纂的乡土志以及调查录、采访

《中国乡土文献集成》首发式

册等地情文献二百三十余种。2015年，成都时代出版社已经出版《巴蜀乡土志珍本汇刊》，对现存八十余种巴蜀乡土志进行了集中搜集和整理。而《中国乡土文献集成》则是对巴蜀地区以外的全国各地乡土志进行编纂整理。这些乡土文献包含了大量乡土地名，尤其是对我们今天讲好乡土地名故事、记住乡愁、推动乡土地名文旅融合、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次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地名文化与成都城市文脉传承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