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7日，晚上7点。王明珂先生应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之邀，在望江校区文科楼藏学所学术报告厅，为我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微观研究》的讲座。此次讲演会由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藏学所所长霍巍教授主持，刘复生、石硕、徐君、吴铭能、刘耀春、张长虹、杨峰、邹立波、黄博、陈波等老师以及博士后、博硕士和本科生等百余人聆听了讲座。学术报告厅水泄不通。

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硕士毕业，1987年入哈佛大学，师从张光直，1992年以论文“汉代的羌：生态边疆与族性边界”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兴大学历史系万年人文讲座教授、文学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他多年来从事于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的民族研究。主要研究旨趣为：探究历史记忆与人类社会间的关系；由长程历史与人类生态观点，研究古代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形成与变迁过程；强调对社会文化与学术专业的反思。

王明珂是有理论雄心的学者，而最近几年试图建立反思史学。他认为，历史和我们生活的现实纠缠在一起，导致我们对现实一点反思性都没有，所以有必要建立反思史学。为什么要到边缘呢？因为在自己熟悉的社会里无法产生一种认识和反思性，而在边缘，当很多典范还没有形成，或各种典范到这里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影响力很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多元的、不规范的、陌生的、矛盾的一些现象，就很容易找到研究的切入点。到不熟悉的边缘环境中去，化陌生为熟悉，探讨其本相与表相，再回头反思自己熟悉的知识体系，化熟悉为陌生，探讨自己社会的本相与表相。微观研究非常注意个人的情感、意见和作为（agency，或译能动性），看个人事件如何造成变迁等，是早期的人类学社会学所忽视的。现在社会科学和历史人类学中关注个人，比如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即是；微观研究涉及到文本分析，从文本中的符号看其如何表达这些内容。他强调，微观研究不是取代而是补充主流的认识模式。边缘微观的研究弥补了过分强调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去强调微观的情感、意图。

他所指的边缘包括：

边缘时间，比如清末民初，在人类学的典范还没有进入中国这一边缘时间，民族学的学者们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边缘地区，比如大的政治文化或体系的边缘，或政治国族建构不清晰的地区，比方西南地区；这些地方的边缘人群，在传统的华夏帝国/中原帝国边缘，比如南方的蛮子或苗，是模糊、混淆的人群。

边缘文本，比如一本看起来像方志，不合规范，不合方志；想写一本正史，又写得不像正史；想写一个人类学的民族志，写出来又不像的这类文本。过去我们认为它们毫无学术价值，比如黎光明的《川西调查记》，就是看起来像学术著作，但又不像的边缘文本。

他用边缘移动的方式去问羌族人，通过录音整理出文本，去比较符号的差别，看弟兄祖先（相互是平等的）的故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一种历史心性，跟我们熟悉的文明世界的历史心性完全不一样。这需要明确什么样的符号重要，而这又先要知道人类的族群认同，一个是血缘的联系，一个是构成的资源或空间。此即根基历史，强化人的族群认同及其下的资源分配的历史，如黄帝、汉朝的历史，其结构都是一样的。用这种方式、逻辑重新分析、思考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人物到底在想什么。如东边的边缘箕子朝鲜，即中原的王子箕子失去王位奔朝鲜，成为那里的王；东南有泰伯奔吴；西南有庄峤王滇；西北则是秦国的一个逃奴被羌人奉为王（皆为英雄传说，涉及到等级）。这个历史是真实的吗？它有个结构。用文本分析的方式，比较结构上相对位置的符号可知，往东北去的是王子，东南也是王子，西南是将军，稍次，西北是逃奴，等级递减。这一结构讲的是汉的时候，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把那些部分想象成自己的一部分。这只是当时的一种企望，是一种边缘想象。朝鲜的学者也可以反思他们是如何书写箕子的，比如创造出婵君来压倒箕子；在国族建构以后，他们才会说箕子不过是一个神话传说，要不然就去强调箕子其实就是韩国人。王明珂认为，关键是要明白为什么人们那么在乎这样的表述。

他列举瓦寺土司家的三兄弟有三个版本的祖源说法即藏族西来说、汉族东来说和大鹏鸟蛋生说，分别为历史、乡野传说和神话三种文类（瓦寺土司的祖先实际是明正土司的分支）。正统的学者容易忽视后两者，而专注历史。

他在案例分析部分，重点讲述1929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黎光明到川西的考察以及凌纯声、芮逸夫两人在1933年对湘西的考察、尔后他们的助手石启贵进行的调查等，来详细阐明研究者将民族和科学等概念带到边缘，在边缘时间在边缘地区考察后书写的边缘文本以及其中涉及个人情感、意图和行为的微观事相。他的分析深受后现代理论的浸润，注重分析表相而探查本相；而与西方后现代理论不同的是，他认为血缘和空间是人们想象的稳定根基，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异。

演讲结束后，听众踊跃提问，王先生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