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1日下午3点半，美国阿肯色大学麦吉福（Jeff Kyong-McClain）助理教授应中国藏学研究所和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联合主办之李安宅讲座之邀，在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报告厅（文科楼535室）以英语做了一场“英美族对汉人在藏区使命的支持，1900-1949”的讲座。

麦吉福博士在2006-2007年间在成都地区进行博士论文的实地研究，题目涉及华西协和大学历史。在勤检史料之余，触及到清季民国之时英美族传教士们有关藏区的文字。他所用的英美族（Anglo-American）这个词，指的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的各教派传教士，他们都是英国移民或其后裔，以英语为母语。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有着共同的世界观。他们属于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要求当地人改宗信仰基督并改变其文化和社会的欲望非常强烈，跟天主教（Catholic）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主张学习当地语言文字，通过长期的交流和接触来实现传教。他们所到的地方，也主要是康区，而不是西藏。

他认为，当今流行但未经检验的一种观点，即英美族“总是”支持西藏独立。但这并非一直如此。他的讲座探讨这个转变发生之前，英美族传教士支持中国治理西藏的那些话语（discourse）。他们的这些话语刊行于公开的报章、杂志和著作中。他们之所以支持有如此言论，跟早期耶稣会的反藏情绪和基督新教让人皈依的观念。比如十九世纪时席勒把当地人看作是“相当愚蠢弱智的偶像崇拜”，二十世纪初的传教士到康区，看到的是“鸦片瘾君子和土匪”（T.E.Plewman），跟儒家和基督教都相去甚远，所以他们以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态度支持中国治理当地。典型的案例，是叶长青（J.H. Edgar，1872—1936）。叶长青出生于澳大利亚，在新西兰成长，1898年入华，逐渐进入中国西部打箭炉（康定）一带，属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作为新教教徒，他反对当地宗教，期望汉人和基督教徒共同将“文明”带给西藏。或许他在回乡省亲时在《记录》（Register）上发表文章，将中国的族际关系经验传过去，认为澳大利亚人应该学习中国的汉人，到当地人中去通过结婚等缔结有机的关系纽带。他把中国西部的少数族比附于澳大利亚的土著。传教士在当地办教育、医院等对汉族士人的影响是，后者仿效他们的做法，开办学校和医院等。

在传教士为全球贸易而制作西藏地图时，更是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有关西藏的信息，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比如《新地图集和中国商业地名录》（1918年）、《中国各省地图地理》（1934年）。到1937-1945年间，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纽约出版的《中国重新发现西部》等书中，向西方的英语读者介绍中国的抗日建国，支持蒋介石“青年人要到边疆去”的号召。这部旨在向美国民众募集资金的书更是把中国西部比附于美国西部，“至少使中国边疆开发的主张有一定说服力。”

麦吉福认为，1949年以后，全球进入冷战，尤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制定限制共产主义政策以后，资本主义阵营把共产主义当作最大的敌人，而共产党也反对基督教，上述共识遂逐渐瓦解。

麦吉福的讲座把上述话语放在清帝国向中华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思考，揭示英美族传教士想象中国的方式是以他们自己国家的经验和清帝国的经验二者来进行；把中国分为内外两部分，即汉人十八省和边疆的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等部分，这跟后来拉铁摩尔的内外边疆划分有亲缘关系。他最后提的问题，即白人的负担是否已经成为黄种人的负担，则再次使听众的注意力转向基督宗教内部的视角及其各种思潮。跨文化比较和这一教派内部视角，使他对英美族传教士话语的历时性研究别有色彩。

来自斯里兰卡、尼泊尔和韩国的部分留学生、省社科院、川大外语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等的英语听众近三十人参与讲座，部分听众并与麦吉福博士就传教史研究、区域研究、大陆民国时期西藏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互动，麦吉福就少数民族地区的教会史、甘孜/阿坝区域研究以及美国政府在西藏地位问题上一直支持国民政府的历史等进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