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代表：

“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闭幕，我受大会组织者的委托，作一简要的学术总结，但由于各位代表提交的论文内容丰富，议题众多，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一一介绍各位的大作。加之个人能力有限，总结不周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下面谈几点粗浅的感受。

此次大会以纪念吴天墀教授诞辰百年为缘起，参加大会的代表大都是吴天墀先生生前的同道、晚辈、学生、再传弟子和后起的追随者，这中间云集了西夏史、宋史、元史、思想史、东方学、以及巴蜀文化、四川地方史的众多一流学者和青年才俊，可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而且从筹办会议之日起要求与会的学者一再突破大会组织者的预设，由此足见吴天墀先生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学术感召力。大会共收到90篇论文，分四个组进行讨论，“回忆与思考”15篇，“西夏学专题”27篇，“宋史专题”23篇，“其他专题”包括金史、元史、思想史、东方学、巴蜀文化、四川地方史等25篇。会议时间不长，安排紧凑，各个专题组讨论都有不同的学术背景的交叉，讨论的问题不一却精彩纷呈。既有精细的考证，又有宏大的议论。代表们以不同的方式追忆吴天墀先生坎坷艰难的一生和他坚忍不拔默默耕耘学术的奉献精神，追忆吴天墀先生道德文章所展现出的“止于至善”的境界和不阿权贵，坚守正直、正义操守的独立人格。

第二点感受是，新材料的发现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从1908年发现黑水城出土文献以来，100多年间，西夏社会历史研究取得很大的成绩。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的陆续公布，标志着“西夏学研究缺少原始文献资料的伤心史从此结束。”以考释西夏文文献、西夏汉文献为主的研究蔚然成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正是目前西夏学研究风向的一个反映，从中不难看到西夏学的新进展。但是在大多数学者都投向新材料的研究时，我在这里还是要从研究西夏历史的角度吁请重视传世汉文献的爬梳和学习。我个人认为在鼎足而立的三种西夏历史史料（传世汉文献、考古文物资料和西夏文文献）中，以唐宋元汉文献为主的资料无疑是建构西夏王朝规模、制度、纪元、风貌的主体材料。所以要全面认识、提高西夏社会历史研究水平，释读西夏文字、考释西夏文献固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熟悉和认真掌握汉文献也是极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对于现今的青年学者尤其如此。

缺少新材料，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对宋史研究者来讲都是一个遗憾，但是我个人以为遗憾之外还有一点新的遗憾，即现今对已有新材料的不够敏感和重视，实际上像1990年出版的《宋人佚简》、九十年代中后期先后公布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等都没有引起国内宋史学界的足够重视，这次借着包伟民教授介绍《徐渭礼文书》概况及其学术价值之际，希望能够对改变我们对新材料不够关心的态度有所助益。

上面我所讲的两种情况，大致均可以看作是某种程度上的过犹不及，而吴天墀先生撰著的《西夏史稿》，在材料取舍上既重视对传世文献史料的竭泽而渔和精心考订，又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极大的占有新材料，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

第三点感受，很多年前，邓广铭先生提倡研究“大宋史”，我个人理解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学科间、专门史间、断代史间的整合研究，形成大的视野，全面完整的认识10-13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化。感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我们搭建了这样的学术交流和整合学科的平台，西夏史、宋史、元史、思想史、东方学与巴蜀地区的学者济济一堂，切磋学术，展望未来，为打破学科间、断代史间的壁垒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这样的盛会此前对于宋史学界来说是不多见的。邓广铭先生倡导研究“大宋史”的第二层含义，我个人的理解是研究者应具备纵向兼通唐史和元史，横向有宋辽西夏金史互通的治史素养，眼界才能开阔，问题讨论才能深入，见识才能高远。吴天墀先生的《西夏史稿》其所以取得很高的成就，即是与吴天墀先生具有打通断代史和融会多学科的治史修养分不开。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吴天墀先生，就是要学习他融会贯通的治史精神，以期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新的进步。

各位代表，今天会议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在美丽的成都平原上穿行考察，悠久而极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巴蜀文化在等待我们去领悟和穿越。

最后，请允许我谨代表在座的与会全体同仁，向为组织这次学术盛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师生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