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雄二郎教授在第三讲中，以“台湾出兵”、“琉球处分”、“朝鲜开国”等历史事件为背景，指出中国与朝鲜、中国与琉球以及中国与越南的“宗属”关系不但没有明确的框架，并且没有明文规定具体运作两国关系。1870年代，封贡体系与条约体制之间产生了冲突，使得传统的“封贡地带”开始走向瓦解。东亚的中心由中国转移到日本，然后日本将朝鲜、琉球等地区边缘化。随着日本的对外膨胀与军事攻略加剧，周边国家即面临危机，开始着手修改本国制度，进行现代化运动。村田教授很鼓励同学们进行外交文字的研究。例如1876年中日《互换条约》：“保民义举”“抚恤”等词语，不仅承认日本的武力活动，还体现清朝官员根深蒂固的“华夷思想”，“抚恤”一词所表现的不是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皇帝与臣僚的关系。又，关于《李鸿章森有礼天津会谈纪要》，中文、日文以及英文版本有着很大的差异，是双方的立场、态度和利害都有所不同？还是另有翻译的问题？这些也都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问题。

    村田雄二郎教授在第四讲中，指出黄遵宪在日本任参赞官之时，很受日本各界的欢迎，并留下了很多他与日本人士交往的记录与诗集；后来日本曾要求总理衙门任命黄遵宪为新的驻日公使。黄遵宪是最早提倡文字平民化的中国人，并通过《朝鲜策略》对朝鲜问题提出独特的认识与见解。《朝鲜策略》的内容很有现实感与生命力，对朝鲜问题的看法与李鸿章、何如璋等人相比更有新意，而且超越了传统的“华夷观念”。黄遵宪试图从新的国际势力与联盟着手，牵制战争，提出“均势”思想，首创“东亚共同体”一说。对于《朝鲜策略》的最新研究，是早稻田大学平野健一郎教授《近代初头在东亚国际政治上的三种文化交错——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异本校勘及其政治意义（中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演讲系列8）》一文。版本问题是很难把握的问题，但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外，《朝鲜策略》是黄遵宪一人所著还是同何如璋等人讨论后得出的意见？黄遵宪在写《朝鲜策略》的时候是否受到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团体兴亚会的影响？等很值得讨论与研究。

    村田雄二郎教授这两讲的内容也很丰富，紧扣史料（包括图像）解读而提出的新锐观点，继续引起听讲同学们的兴趣和提问。在讲座现场与同学们的互动中，他回答了有关日本应该“脱亚入欧”还是“脱欧入亚”、清政府对《江华条约》的签订负有何等责任等提问，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回报村田教授精彩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