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4日，受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人类学研究所联合主办之“李安宅讲座”的邀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傅凯棣博士（Patrick Booz）在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111室，就英印打破川茶垄断西藏市场之失败（“The Invasion of Indian Tea”: the Failure of British India to Break the Sichuan Tea Monopoly in Tibet）作报告。傅凯棣曾经就茶马古道进行过长达八年的细致研究。本讲座是他长期研究的内容的一部分。

中国的茶大概始自西汉末。茶树的原生植物来自缅甸和云南，但栽培首先是在四川，到唐朝才开始流行。

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始于十一世纪的北宋。朝廷以茶换取马用于骑兵。这一贸易到明代衰落，代之以茶-药贸易。所以此后称茶马古道是不准确的。历史上输往藏区的茶，百分之八十五来自四川雅安地区，经茶镇康定销往各地。另外在松潘和云南中甸（藏语称建塘，今香格里拉）两个茶镇亦有茶叶贸易。

 

 

这些茶是以砖茶的形式在雅安地区制成，其制作工序多达五十多道，包括氧化、晒干、切碎并以竹棉包装等；砖茶由背夫运往康定，路上需要大约20天时间。每人背负的重量在240斤以上。背夫分为专门的背夫和农背两种。农背是在农闲时候才参与的。只有专门的背夫吸食鸦片，一是提供体力，二是缓减痛苦。到康定后，他们把砖茶码在东门也称汉门外；这里的四十八锅庄将这些茶包重新切割和包装，由牦牛等牲口托运销往各地，主要是寺院，饮用者主要是僧人和贵族，普通人很少能喝到。三百多年间，各地已经习惯饮用川茶。茶为当地人提供营养、能量，帮助消化，用于社会交往，甚至在宗教仪轨中用于祭祀等。藏文经籍中有数百篇涉及茶供的经文。驻藏大臣入藏时会在康定订购砖茶后先行，茶叶随后运往拉萨，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向寺院布施和向达官贵人送礼等。

茶叶从四川传播到世界各地，比如英国殖民者将茶引种到肯尼亚；格鲁吉亚也有茶园。今天这些茶又以不同方式回到四川。傅凯棣在讲座之前，展示他收藏的各地出产的茶叶，引起听众的兴趣。今天的川茶仍然销往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地。这也佐证历史上英印试图以印茶打破川茶垄断西藏市场是不成功的。

 

 

不过今日一些学者依旧认为川茶在1930-1940年代的失败是由于英印当局以印茶销往西藏打破川茶垄断局面造成的；而从1850年代开始中国内地一直有警惕甚至担心印茶的声音，以报告和政府文件等方式出现。但这些声音大多是建立在谣言和不实事实之上，比如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派黄茂才前往印度打探。1879年黄氏到加尔各答，1880年返回四川。在他所写的《印度杂记》中，第一次提到印茶入侵可能带来的危机。

十七世纪，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开始接触品尝中国茶，并愈发喜欢这异国茶香。随着消费数额的增长，他们为购买这商品付出巨量白银，自然而然开始考虑如何打破单方面进口茶叶的状况。对英国而言，一个方法是出售鸦片给中国来平衡贸易，另一个则是自己在印度种植茶叶，销往欧洲。后者已经获得成功，所以对西藏市场并不特别在意。不过，英印当局确实希望将茶打入有三百万喝茶者的西藏市场，但经过各种努力，始终没有成功。各时期英印记录的对西藏贸易清单上始终没有茶叶。原因有很多，一是人们的口味已经习惯于川茶，喝不惯印度茶；二是印茶在制作工艺上达不到川茶的精细程度，他们也不愿意达到那样的程度。英印当局曾经派间谍到四川试图弄清茶叶加工的工序，但没有成功；即便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以后，印茶销往西藏也没有成功；此外，英印商人前往西藏困难重重，如1880年代从锡金前往西藏的商人在卓拉山口遇到藏兵“展示一张写有藏文和汉文的告示，用简单而清晰的手势警告：‘所有想要到西藏去的人：回去！’”亚东设立海关后，他们过关时手续繁杂，加上中国在帕里对印茶征重税，使经销茶叶的商人无利可图，备感沮丧。噶大克和江孜的印茶贸易情况也相差不多。英印希望西藏成为印茶的巨大市场，直到中华民国时期也没有实现。

因此，川茶在1930-40年代失败的原因不是印茶销往藏区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这时四川地方局势混乱、土匪暴增，至为重要的则是茶叶贸易为鸦片贸易所取代。

讲座之后，听众就相关议题进行探讨，涉及茶叶之传到日本的历史和原因；为何迟到唐朝茶叶才开始流行；以及甜茶之传入西藏的原因（玉珠措姆博士提到有研究认为是留学英国的贵族带回的风俗）等；当问到历史上藏区普通老百姓喝不起茶怎么办时，傅凯棣认为，茶传到之前，各地都有自己的传统饮料比如水、奶、酒类如啤酒（beer）和青稞酒等；茶传入后，喝不起茶的藏区普通百姓也用过替代品，多为植物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