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1日14:30，第七次琢磨读史会在江安校区综B305举行，本次读史会由鹤鸣古典社与鸣沙丝路学社联合举办，由2017级赵一凡同学导读，邹立波老师评议。

由王朝鑫同学进行简短开场后，赵一凡同学便开始了他的导读，赵一凡同学认为本次导读的《新唐书·吐蕃传》是历代正史“四裔传”中比较重要的一篇，整体记载也比较可靠，是我们今天研究吐蕃社会、唐蕃关系、中亚史地的重要史料。在关于吐蕃古代历史的各种文字史料中，汉文史料最为翔实，较其他文字的历史记载更成体系，值得对吐蕃古代历史感兴趣的同学重视与精读。

在两唐书的“吐蕃传”中，新传与旧传大体相似，内容互见又有差异，比如旧传完整记载了唐蕃盟书原文，而新传存在一定的删削与润色。前辈学者对两唐书“吐蕃传”非常重视，最重要的成果有王忠先生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另有罗广武《两唐书吐蕃传译注》价值较王书有限），在本次节选的两段原文中，虽然文字短小，但内涵丰富，对吐蕃社会、经济、艺术、习俗、艺术、军事、政治、王系诸方面都有涉及。

对《新唐书·吐蕃传》的情况作出介绍之后，赵一凡同学进入了阅读文本的导读，他指出，“逐水草而居”是历代四裔传对边疆民族的常规描写，而吐蕃并不是传统的游牧社会，存在一定的定居农业，如吐蕃王朝发源地雅砻江河谷农业发达，藏文中的“bod”（藏）同时也有农业的意思。吐蕃的生业模式可能是“多样生产、多样发展、农牧并举、因地制宜”，可能如王明珂老师《游牧者的抉择》所揭示的，还存在粗放式的农业，仅将种子撒下，直到成熟的时候再收获。

吐蕃的军事制度在阅读段落中也有一定的记载，《吐蕃传》及《通典》记载的吐蕃锁子甲可能可以与肃南大长岭墓出土的甲胄相印证，法国学者曾根据藏文史书《五世达赖传》认为吐蕃甲胄来自康区，而阿拉伯文献中也有对吐蕃精良铠甲的记载。传中记载吐蕃实行游牧部族的掠夺性战争，这一记载不准确，哥舒翰、李德裕的传记中皆有吐蕃军队出征携带粮食的记载。《新唐书·哥舒翰传》记载了特别以三行依次进军作战，可与新疆文书所见吐蕃的军事制度印证：骑兵为前卫，带短剑匕首的占卜者居中，披铠执矛者殿后，赵一凡同学对以占卜者居中提出了疑问。

阅读段落中对吐蕃社会风俗有较多的记载，旧传记载吐蕃人“不知节候，以麦熟为岁首”，新传未载“不知节候”，今藏历未以麦熟为岁首，可能有一定变化或是汉族史家的误解。如果吐蕃曾经以麦熟为岁首，可能与战争或节庆有关，带有早期历法的特征。吐蕃流行戏棋六博，其藏语术语与该术语的汉语中古音一致，可见即汉藏文化之交流。传中还记载吐蕃流行吹螺击鼓，螺为藏传佛教重要法器，鼓在苯教仪轨中占有重要地位，可能表示风俗与宗教仪轨的关系。

吐蕃的政治制度具有其自身的特色，传中记载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通典》作“其君臣自为友，号曰共命人”，体现了吐蕃政治中望族的重要地位，《通典》的记载寄托了灵魂共命的观念，赞普死后共命人就必须自杀殉葬。这些使得吐蕃建立了更牢固的统治联盟，也可以一窥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但这不符合所有时期的情况（如禄东赞）。传中对吐蕃赞普丧葬制度的记载与今藏王陵考古不同，今藏王陵方形平顶或梯形平顶，随葬品很多，文献记载在吐蕃崩溃后被盗。但在藏王陵是并没有看到新传上记载的“冢颠大屋”、“树众木”。藏王陵考古还发现有石像，此可能受汉地影响。吐蕃的盟誓制度以羊、犬、猴为牺牲，似乎可以反映吐蕃统治内外两部（猴为苏毗、女国祭祀所崇拜）。旧传记载较新传更详细，敦煌出土吐蕃誓词也有重要的作用。苯教介入政治也在盟誓制度中可以窥见。

阅读材料的最后一段是对松赞干布之前王系的记载，新传与藏文文献（如《贤者喜宴》）对音不太一样。吐蕃王位的传承可能是父死子继兼兄终弟及的，在勃弄若之后因为继承人的疾病而出现隔代继承。汉文史料从瘕悉董摩开始记载王系，《贤者喜宴》的记载中在这一时期吐蕃的发展出现拐点，其后的王系真实性应较高，往前则不好说。赵一凡还关注到传中弃宗弄赞（松赞干布）的翻译似乎带有贬抑的含义。同时，他解释了松赞干布“悉补野”、“弗夜氏”与藏文spu-rgyal之间的对音问题。

赵一凡在最后指出吐蕃在唐史上的重要性，指出吐蕃与唐的互动关系，吐蕃兴衰与唐帝国的兴衰关系密切，重读唐朝史，向西看的视角很重要。

邹立波老师紧接着进行评议，首先肯定了赵一凡同学的导读做得很扎实，并广泛结合了考古和民族志材料，采用笺注的方法，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拓展。但很多问题现在还没办法拿出定论，有些想法失于臆断。但如结合藏文文献考虑《新唐书·吐蕃传》王系的开始的推测令人印象深刻。

邹老师指出，研究七到九世纪的吐蕃历史，不同区域主要利用的文献不同，如西域更多需要出土的藏文史料，但汉文史料不可抛开。不同的材料要考虑是谁写的，史家是以怎样的视角观察吐蕃社会的，要正视汉藏史料的视角反差，正史四裔传的特点是强调（甚至夸大）相异的一面而不求同，特别重视对文化的记载，与早期西方人强调人种的记载不同。要重视不同史料的形成背景，《旧唐书》对史料不加剪裁，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始的官方记述，而《新唐书》有明显的剪裁，所以两唐书要结合起来看。

邹老师认为，研究边疆史、民族史要掌握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如“文化相对论”、“主位客位”、“移情”等）。如弃宗弄赞的译名，可能并非有所贬抑，要考虑在当时那个语境下是否具有歧视性，更要考虑音韵的问题。同时指出汉文文献中誓词不一定是直接从藏文直接翻译的，如吐蕃历史文书常见拟人比喻——直到清代翻译也有区别（清代翻译机构较唐代完善得多）尤其在关键问题上差别特别大。邹老师提示赵一凡同学应该用更多元的视角考察吐蕃社会，或许能取得更大的收获。

孙怡同学提出如何运用考古材料的问题，赵一凡认为这需要通过一些线索翻阅考古报告。邹老师还指出，民族志材料需要重视，比如赵一凡同学在导读中提出的战争为何以占卜者在中间的问题，可能就是苯波（bon-po），这些人出现在军队中，主要在招魂、丧葬等方面发挥作用。佛教的影响与苯教在青藏高原的影响有关，苯教从卫藏传到康区即通过军队的传播，川西部族传说祖先自阿里迁来，形成苯教五大家族。可见七到九世纪人口流动是西藏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王朝鑫同学结合唐制及唐宋交通效率对吐蕃百里一驿是否太长提出疑问，赵一凡同学与邹老师认为这与青藏高原地广人稀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钟念珈对共命人的选取提出疑问，赵一凡同学认为这不仅仅说是一种血缘政治的体现，而是作为地方豪强可以作为政治核心。共命类似于殉葬者（或替代者），不是说核心大臣就要殉葬，而考古也没有看到人殉材料。

16：30，第七次琢磨读史会圆满结束，参加读史会的老师同学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