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获悉，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白彬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并获评“优秀”。这是四川省第一个以“优秀”等级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于2013年获准立项，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白彬教授担任项目首席专家，项目共设5个子课题。经过长达7年的深入、细致研究，该项目于今年4月17日通过专家组验收，并最终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对项目成果与专家组的“优秀”评级。《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的实施与结题，对石窟寺考古研究、加强石窟寺保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要求的一次成功的学术实践。 

典型：四川地区——唐宋以后石窟寺遗存主要集中地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9、2020年分别前往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视察工作。在云冈石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石窟造像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瑰宝，历经时光变迁，完好保留至今的并不多。根据龛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中国石窟寺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四个大的板块。南方地区的石窟和摩崖造像，除江苏、浙江、江西、云南有零星分布外，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四川、重庆和云南等地。

唐代以前，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四川地区的造像相对较少；但自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开窟造像之风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逐渐转盛，两宋时期以大足为代表的西南地区更是一枝独秀。西南地区是晚期石窟寺遗存数量最多、类型最复杂、内容最丰富的地区。如果离开西南地区唐宋石窟去侈谈中国晚期石窟，那是残缺的和不完整的；研究中国晚期宗教史，西南地区唐宋石窟和摩崖造像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不过，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石窟寺遗存分布较为零散，资料获取难度大，研究基础极为薄弱。因此，对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唐宋石窟遗存进行调查与综合研究是一项极具学术意义的重大课题。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是国内较早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单位。白彬教授从2011年开始组建团队，系统调查、研究四川地区的佛道教石窟。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获批立项。深耕石窟寺考古这一领域10余年，白彬教授的团队成功地搭建起了西南地区石窟寺遗存的时空框架，填补了石窟寺考古在西南板块的空白。 

艰巨：历时7年完成对川渝地区唐宋石窟寺遗存的系统调查 

据白彬教授介绍，课题虽然立项于2013年，但准备工作和前期调查自2011年就早已展开，其领衔的研究团队运用四川大学考古学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所拥有的先进设备，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对四川安岳、仁寿、丹棱3县15个地点500多龛佛道石窟和摩崖造像进行系统测绘和调查。在2013年课题正式立项后，课题组首先选择文物保护单位和石窟点均较多的安岳、仁寿、丹棱、通江、简阳等5个市县（区），以区县为单元，对境内所有宋代及以前的石窟和部分重要明清石窟的逐一进行调查和记录；其后又对成都市大邑、都江堰，眉山市东坡区、青神、洪雅、彭山，绵阳市涪城区、江油、盐亭，广元市利州区、剑阁，巴中市巴州区、恩阳区、南江、平昌，广安市武胜，南充市阆中，内江市东兴区、资中，资阳雁江区、乐至，重庆大足区、潼南区、合川、江津等10市25县（区）的部分唐宋至明代石窟进行调查和记录。

田野调查是课题研究的基础，为了保证调查的质量和效率，白彬教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三维激光扫描、三维近景摄影、GPS、RTK、航拍飞行测绘等新的考古技术手段，与文字描述、制作拓片、绘制线图等传统调查方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调查要取得丰硕的成果，还离不开团队成员所付出的艰辛。课题组核心成员、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张亮博士告诉我们，石窟造像大多分布于荒山野岭，人迹罕至，调查组成员除了经常遇到虫蛇等“不速之客”，还要面临在野外工作的诸多不便，泡面、矿泉水和饼干几乎成了午餐必选。有时候运气较好，碰到离乡镇较近的造像点，队员们可以去镇上稍微改善一下口味，不过大家为了不耽搁时间，也只是匆匆吃一碗汤面。“调查石窟寺，睡午觉是不可能的”，张亮笑着说道：“大家早出晚归，中午实在是太困了，直接躺在草地或趴在石头上眯一会就行，没必要那么讲究”。刚参与到石窟寺考古时，他才大四，如今已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长年累月的野外工作与伏案研究，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与肠胃病。 

“除了川大师生外，来自北京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等兄弟院校师生、地方文物部门工作人员也积极参与其中，壮大了我们团队的实力，极大地提高了调查和研究的效率。同时，四川省文物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我所在的四川大学、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领导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与关怀”，白彬教授在回顾项目实施经过时提到，“多方参与，肝胆相照，共同努力，才有了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 

丰硕：8 部专著共计190万字

“得益于北京大学、大足石刻研究院在重庆、云南区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此次课题组将调查与研究的重点聚焦在覆盖主要造像的四川地区。”首席专家白彬教授介绍道。即便如此，田野调查的任务还是极为艰巨，当然收获也非常丰富。课题组汇集了一批学术积累深厚、田野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彼此分工明确。参与人员既有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高校的师生，又有地方文管部门的专业人员；既有宗教考古研究者，也有熟悉历史文献和宗教经典的学者；有研究道教遗存的学者，也有从事佛教石窟研究的人员。据统计，2014-2020年，参加调查、测绘、记录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多达220余人次，地方参与人员60余人次。 

截至2020年8月，课题组共完成四川地区10市30县（区）295处石窟点的调查和记录（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5处）；完成仁寿、丹棱、安岳、江油、盐亭5地32处石窟的考古测绘（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调查文字记录约350万字，拍摄照片近7万张，绘制线图约1200张，初步形成西南地区石窟造像资料库。 

经过7年多的研究，课题组先后发表调查简报、论文35篇，录用待刊12篇。课题最终结项成果为8部专著，190万字，包括石窟寺内容总录 3 部、考古调查报告4部、综合研究论文集1部，超额完成了预期目标与任务。据白彬教授介绍，《安岳石窟内容总录》《仁寿石窟内容总录》，已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并与天津古籍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结项并非意味着工作结束，而是进入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始，白彬教授谈道，“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课题组还将在以四川为重点的西南地区，持续开展石窟寺调查，强化综合研究，加强石窟寺考古人才培养”。 

优秀：省内首个以优秀等级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虽然课题工作量大、难度高，但白彬教授及其团队不畏艰难，坚持不懈，关注真问题、做真学问，出色完成了预定的各项研究任务，成果丰硕”，在4月17日举行的评审会上，评审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感叹道。孙华教授从2000年前后开始关注西南地区石窟，深知从事石窟寺考古工作的艰辛和不易，“田野工作耗费时间长，花费成本高，工作难度大，极具挑战性”。

与孙华教授看法类似，另外几位专门从事石窟寺考古的评审专家也纷纷表达了对白彬教授所领衔课题组的认可与佩服。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陈悦新教授指出，日本学者在1950年代出版的16卷32册《云冈石窟》考古报告是石窟寺考古领域公认的典范之作，至今无法超越。而用于本次结项的4部高水平石窟考古报告至少从所附线图可以看出，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石窟寺考古在线图绘制方面已开始达到甚至在某些方面如线图的细致程度超过《云冈石窟》所确立的高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处于“领跑”位置。陈悦新教授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石窟寺考古工作的重点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高质量石窟寺考古成果不多，本项目的实施则“改变了石窟寺考古工作的固有格局，南北并重的局面初步形成。”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教授认为，项目团队形成的这些成果，“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系统管理、科学研究、弘扬文化和增强自信等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四部石窟寺考古报告，是高等院校师生与各地石窟寺保护和管理单位合作组织编写石窟寺考古报告的成功探索和范例。”

除了成果引人瞩目之外，评审专家还尤其看重该项目为石窟寺考古人才培养的意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多名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参与其中，接受了石窟寺考古理论、方法、技术的系统训练，已有3名博士、15名硕士以四川地区石窟寺造像作为选题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这些专业人才毕业后进入高等院校和有关专业单位供职，为石窟寺事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经过评审，专家组通过了对该项目的验收并一直推荐为优秀等级。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对项目成果与专家组意见进行了严格复核，于5月24日正式通知该项目以“优秀”等级结项。据悉，该项目是四川省首个以优秀等级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彰显了四川大学考古学科在石窟寺考古领域的强大实力。“在近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石窟寺保护和利用的背景下，此项工作无疑极具前瞻性，对指导我国西南地区石窟寺考古工作有重要意义”，陈悦新教授点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