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人的民族史 民族史 2022-03-16 10:34

摘要：一百年前，梁启超不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且对其有三个论断。这三个论断是梁启超探索和研究中华民族得到的睿见与核心认识，其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觑。一百年过去，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不但未过时，其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预测还得到完全应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这三个论断不仅有助于提升和坚定我们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信念，同时对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基本特点，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梁启超；三个论断；中国历史

作者：石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教育部高端人才特聘教授。

人们大多知道梁启超是“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者，却很少了解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这三个论断是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提出的。[2]掐指一算，今年正好过去100年。但是，这三个论断今天读来仍熠熠生辉、振聋发匮，不仅给中华民族的每一成员以极大的鼓舞、信心和启迪，同时也为我们从宏观层面更好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特质及未来走向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这三个论断分别是：

（1）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2）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3）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3]细细揣摩、领会一百年前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这三个论断，我们不得不由衷敬佩这位19-20世纪之交中国杰出思想先驱的独到眼光与见识——他不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且对此概念所指称的中华民族实体有着非同寻常的认识和理解。今天，在中国日渐崛起并再度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温百年前同样处于大变局时代梁启超探索“中华民族”概念的历程，从时代变迁高度领会其关于中华民族的这三个论断，不仅将提升我们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念，也有助于从理性层面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华民族内涵及特点的认识和理解。为此，本文拟就一百年前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这三个论断作一讨论。 一、为什么说“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 毫无疑问，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是一个自成一体、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是在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内涵与特质基础上提出来的。为此，我们须以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时代背景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讨论，方能全面认识和把握这三个论断提出之缘由与依据。第一，梁启超作出“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这一论断的依据是什么？这是首先需要弄清楚的。仔细考察梁启超中华民族相关论述，我们大致可将其探索和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过程划分为如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2-1905年，梁启超在滞留日本期间，把当时世界思潮中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涵的“民族主义”之“民族”概念引入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从而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第二阶段是梁启超1912年回国后，重新检讨、反省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再度全面、系统梳理数千年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融与民族活动，最终于1922年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4]此文中，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定义、认识与理解大为升华。正是在此文中，梁启超提出了有关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梁启超身处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大变局时代。王朝国家是以专制王权为核心来凝聚国家，那么，现代国家靠什么来构建国家和凝聚国民？这在当时并无现成答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王朝这架老旧躯体日呈衰败之状，大批爱国仁人志士开始纷纷探索救国救亡真理，梁启超正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梁启超既是爱国救亡活动的实践者，也是极具影响力的知识精英和思想先驱。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使救国图存遭受重大挫折，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直到1912年回国，在日本滞留了14年。正是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发现了一个振兴国家和团结国民的“法宝”——“民族主义”。其欣喜之情充分表露于1901年撰写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5]次年，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又再次写道：“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6]我们不难看到，梁启超推崇当时西方及世界许多地区兴起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含义中的“民族”概念，是将之视作“谋公益而御他族”的法宝，并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观念对戊戌变法后深陷颓势的中国社会乃是一种新的思想资源。[7]从“谋公益而御他族”的表述看，梁启超正是要用具有“民族主义”意涵之“民族”这一新的思想资源来谋求中国的社会整合与国家强盛。[8] 为此，梁启超立即着手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进行考察。这一艰巨工作的成果体现于其两篇宏文。一是1905年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二是1922年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两文是20世纪从“民族”角度全面考察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正是在将“民族”置于中国历史脉络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9] 不过，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梁启超首先在如何定义“中华民族”上遭遇极大困境。该文开篇即云：“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故该文讨论的乃是“先秦以前，分宅中国本部诸族，除炎黄一派之华族（注曰：谓中华民族也，以下省称华族——作者注）以外，凡得八族，今分论之。”这“八族”分别是“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10]该文的考察对象“分宅中国本部诸族”，并非中国整体视野。故得出的结论是：“前所论列之八族，皆组成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要之，自有史以来，即居中国者也。而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率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11]从这一结论看，文中的“中华民族”含义主要倾向于指“中国本部”之汉族。当时梁启超或许已隐约感到，将中华民族定义为“中国本部”之汉族过于狭窄，故在文末的附录中，特收录了“《史记·匈奴传》戎狄各义考”和“春秋夷蛮戎狄表”。[12] 需要指出，梁启超滞留日本期间发现并竭力推崇“民族”概念并非仅凭直觉和一时冲动，而是结合当时世界一些国家的民族状况对“民族”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和考察。1903年梁启超受瑞士政治学家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bar）提出的“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一族也”观点启发，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思路，认为：“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在昔罗马帝国，及今之北美合众国，是其例也。”[13]梁启超将“民族”作为整合中国社会、求国家强盛的新的思想资源，目的正在于“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这是他探索和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初衷。但1905年其定义的“中华民族”显然未达到此目的。由于中国民族的复杂性，加之历史贯性与传统视野使然，尽管梁启超的考察多达“九族”，却未能跳出以中国本部之汉族来定义“中华民族”视野与思维范式。[14]显然，这与其先前思考的“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和“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的基本思路和目标严重偏离。正是充分意识到《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在定义和阐释“中华民族”时存在严重缺陷，时隔17年，即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再次对中华民族构成、演变轨迹及形成机制作全面、深入探讨。此文长达两万余字，是在积十余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反省、检讨及周密思考基础上完成的。此文立足中国整体地域，上起三代，下迄近世，以宏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史学功力，纵横捭阖，对中华民族凝聚与融合诸族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不但详叙了历史上众多“夷狄”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还囊括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所有参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包括“中华族”“蒙古族”“突厥族”“东胡族”“氐羌族”“蛮越族”六大族系，其下又分诸族，为数甚众。[15] 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构成及特点提出两个极高明的见解：（1）以“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来定义中华民族： 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16] 此定义彻底摆脱了先前《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定义中华民族的局限、困境和纠葛，具有极大的宽泛性和包容性，切合中华民族的实质是“中国各民族一体”这一基本要义，也符合梁启超“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之初衷。此定义至今仍是我们理解“中华民族”概念之精髓。  以“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来定义中华民族，正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复杂性使然。梁启超提出这一定义，本身已包含了对中华民族复杂性的深刻认识。（2）从发展、变化角度来认识中华民族的构成： 曰“诸夏”，曰“夷狄”，为我族自命与命他之两主要名词，然此两名词所函之概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17]这段论述精辟地道出一个事实：历史上“华夏”与“夷狄”之分是相对和暂时的，二者不断相互转换，甲时代的“夷狄”到乙时代则转化“华夏”；乙时代“华夏”由于战乱造成的迁徙、流散等原因到甲时代则融入“夷狄”。这种从动态而非静态、从变化而非固化、从相对而非绝对来看待“华夏”与“夷狄”界线和关系的观点，不仅完全切合中国历史上民族分合与交融之实际，即便今天对我们动态地看待和理解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认为，1922年《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梁启超研究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的一个最终成果，是其中华民族认识臻于全面与成熟的标志。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定义与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从1902年在文章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概念，1905年以梳理和探讨“分宅中国本部诸族”历史源流来论叙中华民族，到1922年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前后用了近20年时间才对中华民族内涵及特点形成较成熟的认识。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中华民族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使梁启超前后差不多用了20年时间才给中华民族找到一个能够涵盖中国所有民族的恰当定义。此经历使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复杂性有深切感悟，这正是其将之称为“极复杂之民族”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说中华民族“为一极巩固之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梁启超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聚合与连结的途径与方式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共归纳出了八个方面：（1）华夏民族与各族之间的平等交往贯穿始终。（2）中原政权征服周边民族，多以“政治力支配之感化之，使其逐渐同化”。（3）中原政权向周边地区移民，带来各民族之间的交融。（4）中原政权征服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渐次同化。如秦晋徙陆浑之戎于伊川，汉徙百越于江淮，汉魏徙氐羌于三辅，唐徙突厥于塞下之类是。”（5）出于经济上的动机，民族分布格局常被打破，带来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6）周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 如鲜卑、女真、满洲诸朝代是也。”（7）周边的民族部落或个人“以归降或其他原因”进入中原地域，渐渐融入到华夏之中。（8）“缘通商流寓”造成民族之间的沟通、交融与同化。[18]梁启超认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民族之间这八种交往交流交融途径与方式，使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聚合与连结得以持续不间断地进行，从而使中华民族的稳定性和共同性不断得到积累和增长。中华民族所以“能持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成为“极巩固之民族”，正有赖于此。

二、为什么说中华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

对这一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虽着墨不多，但却高屋建瓴，用极简炼的文字，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磨难和痛苦作了如下概述：然三千余年，殆无日不在蜕化作用中，其所受苦痛殆不可以计算。而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进化所以濡滞，职此之由，今此大业之已成就者则八九矣。所余一二——如蒙回族未同化之一部分之庚续程功，与夫此已成民族之向上发展，则为人子孙者所当常念也。[19]梁启超虽用“三千余年殆无日不在蜕化作用中，其所受苦痛殆不可以计算”这一看似平淡的语句来概括中华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巨大代价，但这句话所承载的丰富历史信息和分量，却无可比拟。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付出的“极大之代价”，梁启超用了一个十分形象与生动的词——“蜕化”，其指出：四五千年,日日在化合扩大之途中，故精力所耗虽甚多，然根柢亦因之加厚。凡民族当化合进行期内，如动物之蜕其形,其危险及苦痛之程度皆甚剧。[20]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伴随了无数的战争、杀戮、生灵涂炭和动荡迁徙。过去，我们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历史上农民起义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但农民起义其实往往只是序曲，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改朝换代乃是通过民族之间大规模冲突与战争来实现的。从宏观角度上说，民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与战争是促成中华民族不断凝聚与扩大重要驱动力，也是民族间实现较彻底的大规模联系、交融的重要途径，但所伴随的苦难和代价同样巨大而沉重。诚如梁启超所言：“凡民族当化合进行期内，如动物之蜕其形，其危险及苦痛之程度皆甚剧。”[21]这正是梁启超作出中华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这一论断之依据和缘由。不过，梁启超同时也指出，中华民族“日日在化合扩大之途中，故精力所耗虽甚多，然根柢亦因之加厚”。事物总是两面的，虽然中华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但“根柢亦因之加厚”。这个加厚的“根柢”就是新的民族加入为中华民族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恰如陈寅恪在论及南北朝至隋唐历史时所言：“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22]唐朝能够“创空前之世局”，中华民族呈现蓬勃活力和博大恢宏之气象，正源自于长时段民族融合为其注入的新鲜血液。梁启超还进一步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付出的“极大之代价”同欧洲进行对比：我族以环境种种关系，能合而不能析，民族员之数量，数十倍于欧洲诸族，则化合期间，固宜视欧洲加长。我国黑暗时代之倍于欧洲，此或亦其原因之一也。[23] 这无疑是梁启超的一个睿见。中国历史上民族整合时间之长，吸纳的民族种类之多，付出的代价之巨，乃至民族分布地域之广，均为世所罕见。有鉴于此，梁启超认为中国发展所以较欧洲迟滞，“我国黑暗时代之倍于欧洲，此或亦其原因之一也”。也就是说，中国及中华民族，均为其体量之庞大，吸纳和整合的民族种类之众多而付出高昂代价。尽管梁启超称“此或亦其原因之一也”，用的是推测和不确定语气，但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付出的极大代价同中国发展较欧洲滞后联系起来思考，无疑是一个独到见解。事实上，从欧洲民族走的是“析分”之路，而中国因环境等原因导致中华民族“能合而不能析”，走的是“华夏”与“夷狄”之间不断整合与交融之路这一历史特点来看，梁启超的观点无疑颇具价值，是从宏观、整体上观察对比中国与欧洲民族发展道路的一个睿见，也是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与欧洲历史及民族差异的一个重要视角。由此可见，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这一论断，视野宏阔，并将之置于中国与欧洲、中华民族与欧洲民族所走不同道路这一大背景下来进行思考和观察。

三、为什么说中华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 梁启超称中华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这是基于对中华民族之生命力的深刻认识，对其未来发展前景作出的判断与预测。让人惊讶的是，一百年前梁启超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这一预测，今天已完全得到应验。一百年来，尽管历经无数苦难、困厄与浩劫，恰如国歌中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到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但历经苦难、困厄与浩劫的中华民族却既未垮掉，也没有分裂，而是走过无数坎坷，仍顽强地作为一个整体得以存续和发展。一百年来，特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坚韧不拔地站起来，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富起来、强起来。今天，中华民族已经以让世界瞩目的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比梁启超早一百年的拿破仑曾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24]拿破仑此言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尽管拿破仑这句话的传播与流行曾对在厄难中苦苦抗争的中华民族起过巨大鼓舞作用。但梁启超作为谙悉中国历史、文化和承先启后的思想先驱，作为“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者和对中华民族特质与发展脉络作过系统、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其在一百年前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预测，显然应有充足的历史事实和学理依据。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梁启超提及作出此判断的两个基本理由：（一）因历史悠久所形成的共同性及包容差异之能力，赋予中华民族以强大的生命力。 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梁启超基于对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深刻认识，提出两个有关中华民族生命力的经典之问：第一，中华民族为何不被其他民族所同化，总是成为同化其他民族之主体？第二，中华民族“何故不裂为二个以上之民族，而常集中为一个民族？”[25]这是关涉中华民族生命力的两个原问。它不但反映中华民族“为一极巩固之民族”，亦说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生命力。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梁启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探讨，并总结概括出以下八个原因：（2）我所宅者为大平原，一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则凡栖息此间者，被其影响，受其函盖，难以别成风气。（2）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诸族言语虽极复杂，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条件之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3）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非惟古代部落观念在所鄙夷，即近代国家观念亦甚淡泊，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徙置之结果，能增加交感化合作用。（5）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对于他族杂居者之习俗，恒表相当的尊重（所谓因其风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坐是之故,能减杀他方之反抗运动，假以时日，同化自能奏效。（6）同姓不婚之信条甚坚强，血族婚姻，既在所排斥，故与他族杂婚盛行，能促进彼我之同化。（7）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达高度，常能以其余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8）武力上屡次失败退婴之结果，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薰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梁启超针对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聚合与演进所概括的上述八个原因，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另一类则是关于中华民族的巨大“包容性”。“共同性”主要体现于三条：其一，“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其二，文字的共同性所起凝聚作用；其三，华夏民族“与他族通婚盛行”。其一，“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始终依赖并伴随一个“主干的文化体系”，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民族作为特定的文化人群，其形成与发展总是以文化为根基，并与文化的发展相依相伴、如影随形。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华各民族密切交融并逐渐形成“中华文化”体系的过程。梁启超这里所称的“主干的文化系”，正是指体系性、主干性的中华文化。史学家蒙文通也指出：“中国地广人众，而能长期统一，就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26]这一主干性文化体系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创造的。[27]故梁启超称“凡栖息此间者，被其影响，受其函盖，难以别成风气”。所以，“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乃中华民族之“共同性”的主要体现。这个既已确立的“主干文化体系”也成为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主要凝聚核心。其二，文字共同性所起凝聚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诸族言语虽极复杂”，但“同文”即以象形汉字作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却一直是主流。先秦时代，象形汉字在表达上已趋成熟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的大势。中国最早的一批思想文化典籍如“十三经”和“诸子百家”等，莫不是以该文字为表达和记录工具。自秦统一六国，实行“书同文”，进一步促成汉文的推广普及。历史上从周边入主中原的各民族，在建立政权后也无不学习、阅读汉文典籍并以汉文作为官方文字。[28]因此，梁启超认为“在同文的条件之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也就是说，“同文”在各民族之间产生的共同性和发挥的凝聚作用，正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与聚合的重要机制之一。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也谈到同样的观点：“中国之能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文字。”[29]这与梁启超称中华民族“在同文的条件之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意涵完全一致。其三，“同姓不婚之信条甚坚强，血族婚姻，既在所排斥，故与他族杂婚盛行，能促进彼我之同化”。通婚是民族间发生联系、交融的最有效之途径，也是民族之间消除彼此隔膜、产生信赖和好感并逐渐形成共同性的重要文化与血缘机制。正因为如此，历代中央王朝多选择通过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和亲”即政治联姻来消除相互隔膜和敌对、建立友好关系。这是从政治层面进行的跨民族通婚，其影响和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可忽视。但这里，梁启超着重强调的却是多为正史所缺载，但更具普遍性和广泛性的民间层面进行的民族之间的通婚。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后者在凝聚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持久和巨大。由于华夏民族宗族观念浓厚，严格秉持“同姓不婚”的原则，“故与他族杂婚盛行，能促进彼我之同化”。如果说，“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同文的条件”及“与他族杂婚盛行”等反映的主要是中华民族突出的共同性，那么，所归纳八条中的其余各条，则着重体现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巨大“包容性”。例如，称华夏民族“爱和平，尊中庸，对于他族杂居者之习俗，恒表相当的尊重（所谓因其风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坐是之故，能减杀他方之反抗运动，假以时日，同化自能奏效”。[30]又如“我族（中华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31]以及“各民族交互徙置，徙置之结果，能增加交感化合作用”[32]等等，都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的巨大包容性。其实，从梁启超归纳的八个原因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共同性”与“包容性”始终紧密交织、相辅相承并相得益彰地发挥作用，二者共同构成并赋予中华民族以强大生命力。过去有一种倾向，比较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而相对忽视其包容性，事实上，这是因思维方法局限带来的一种“盲视”和“片面”。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共同”与“包容”从来就是一体两面，“共同”是结果和方向，“包容”则是路径和动力。如果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庞大的共同体，那么，“包容”正是这个共同体赖以形成的根基。是因为有“包容”才产生了“共同性”，因为有“共同性”才产生了中华民族。这是基本逻辑顺序。所以，中华民族赖以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和精髓在于“包容”，在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梁启超称中华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正是基于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所形成的“共同性”及巨大包容性的深刻认识，基于对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的深刻体悟。（二）“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 梁启超称“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可见其对中华民族“构成复杂”的特点有深刻认识。正是基于此认识，梁启超作出“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的论断。为什么说民族的构成愈复杂则发展之可能性愈大？生物学上有一个定律，叫“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定律认为，生物多样性越突出，则生物群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越强。[33]多年前，我在蒙古草原上作田野考察，中途停车休息，同行的一位蒙古族学者爬在路边草原上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一问，方知他在数草的品种。他告诉我，判断一块草原是否优质，标准很简单，在一平方米（或一平方尺）范围内看它多少草的品种。过去的牧民们通常这个方法来鉴定草原质量的优劣。其所依据正是生物多样性定律。同样，一片森林，如果树的品种单一，种类偏少，那么，该森林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就会趋于脆弱，一场病虫害可能使整个森林遭受灭顶之灾。反之，如果一片森林中树的品种多样，其稳定性和生命力就会增强，抗御病虫害和各种灾害的能力也会大幅增强。人类作为是生物同样具有生物属性，故生物多样性定律亦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和民族，其稳定性和生命力同样会得到大幅度提升。中国古人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34]所诠释的正是多样性、复杂性对于文化及社会的意义。也就是说，“单一性”和“同质化”将带来脆弱和难以为继的结果，而唯有复杂、多样基础上产生的“和”，才能形成稳定与包容，并生发出活力和生命力。费孝通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与多样性、复杂性归纳为“多元一体格局”。[35]习总书记用“石榴子”来形容中华民族的内在结构与复杂性，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36]不但深刻反映中华民族是一个稳定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共同体，同时也揭示出梁启超所言“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之学理依据。显然，一百年前梁启超作出中华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这一论断，并非主观愿望使然，亦非想当然的臆测，而是以充足的历史事实与学理依据为基础。这个基础即是，其一，悠久历史所形成的共同性和包容差异之能力，赋予中华民族以强大生命力；其二，“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37] 

四、结语

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天才”,[38]是上个世纪初新旧交替之大变局时代极具影响力的启蒙者，是思想先驱、革命者，也“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39]不过，余以为，就梁启超对于时代和中国的贡献而论，在后人的诸多评价中，以梁漱溟的一段评价最为贴切：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40]在时代巨变中，通常会出现一些思想先驱，他们以独到的眼光、见识和超凡的敏锐，在混沌与迷茫中最先捕捉到新时代的曙光，从而为国家及本民族的民众指引前行的方向。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承先启后的启蒙者和思想先驱。梁启超为后世中国留下的重要历史遗产，不仅在于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还在于以深厚的史学功力对中华民族特质与内涵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形成对中华民族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可以说，梁启超的三个论断正是这种深刻认识和理解的高度浓缩与提炼，体现了其对中华民族整体面貌与特质的深刻洞悉。抚今追惜，鉴往知来。尽管一百年过去，我们仍惊讶地发现，一百年前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其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论断得到了完全印验。这让我们不得不由衷钦佩这位一百年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启蒙者和思想先驱的卓越见识与独到眼光。这充分提示我们，一百年前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是他探索和研究中华民族的获得的睿见与核心认识，其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它对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的基本特点，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本文系中央四部委批准设立“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研究成果。

来源：《思想战线》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