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原名“10-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讨论会始于2010年9月，迄今已召开100次。为庆祝百期之会，赓续学术之光，2022年6月16日上午，中国史学科众多中青年教师齐聚一堂，在望江校区文科楼420举行座谈会，回忆历次讨论会的点点滴滴，展望今后讨论会的方向和定位。参会者有古代史教研室李勇先、粟品孝、韦兵、张循、李晓宇、李世佳、吴毅强、罗凯、钱云、尹航、赵宇、田国励、邹家兴、董嘉瑜，近现代史教研室王果、郭书愚、范瑛、周鼎、查晓英、周月峰、陈默、蔡炯昊、王梅、赵力、车人杰、张文洋。线上嘉宾有王东杰、洪丽珠。

以下为座谈会纪要：

王东杰（线上）：非常激动，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个熟悉的地方，重新见到大家。这个活动大概是十多年前发起的，记得是2010年，到现在已经过了12年的时间。12年举行了一百期，不算很大的成绩，当年所设想的一些计划不一定都落实得很好，有些目标也许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当初主要是以宋元以后为主，所以将范围设定为“10-20世纪”，可是参加的人主要是做宋史和近现代史的，所以有学生嘲笑说这不是“10-20世纪”，是“10和20世纪”研讨会，后来逐渐有很多新的朋友加入，才让“10-20世纪”变成了一个事实。现在张循老师又把它向前推扩，不同时段的朋友都可以加入交流，容易形成一些贯通性的想法。很多前辈学者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其实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有超越单纯狭窄领域的一些想法。虽然我们这一代人的学力跟他们差得很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不行，所以没有试着去做一些探索和突破——尽管试图去做不一定就能做到，但是不试图去做是永远做不到的。这是当初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的出发点。那个时候的想法其实就是想透过一个长时段的交流，看我们能不能够形成一些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贯穿性的新想法、新思路、新问题，包括一种新的探讨的可能性。所以，我说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就这个目标而言其实还差得很远，可是有了这种比较明确的意识，我们也许就可以逐渐追求它、靠近它，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这次座谈会一下子把我拉回到四五年前每隔两周就与大家聚一次会的情景中，我现在孤零零地置身在线上，不能以实体的方式参与到现场，真的还是挺遗憾的。

韦兵：那我接着说两句，讨论会已经100期，什么事儿做到100好像就不容易。当初我们发心，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个念念不忘，念了这么久，毕竟到了100期了，就像东杰兄刚才讲的，有的目的实现了，有的没有实现。我记得很清楚，当初这个会还有个别名叫“拍砖会”，主要帮论文作者找一些缺点，有利于论文的修改。这个里面有一层意思就是“好胜”，有个好胜的欲望，别人写出了一篇好文章，我要写一篇文章压过他。“好胜”之心用在这上面，有时候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我还记得周鼎的《炸弹与辛亥革命》，当时讲得很精彩，我也扔个“炸弹”给他炸过去，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大家相互激励的作用。这个目的，我觉得是达到了。当初我们还有一个愿景，我们希望通过切磋琢磨，提出我们自己对10-20世纪中国历史的表述，包括概念、问题。但是，进行到100期以后，我们发现距离这个愿景还比较遥远。

人总是需要一些节点来记忆，像我们回忆过去的事情，具体年代记不清了，我们记住的是一些场景、一些节点、一些事件及人，是一个意象。我现在脑袋里面能够编年的意象，最开始就是在校史馆尽头的那间小房子里边，然后是文科楼二楼那间会议室的灯，哲学系搬走以后就断电了，那个地方从此就是黑黢黢的，有几次窗外风雨如晦，然后又下起雨，对面坐的人看着都模模糊糊的，然后大家就在昏暗中高谈阔论，这个场景非常奇特。我脑袋里面就是用这样的场景在编年。我想这些场景会伴随着我，也会伴随着我们大家，成为很多年以后的回忆，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学术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需要交流、交往、激励，然后在激励和碰撞之中，把一些新的东西激发出来。我们现在都是网络时代，反而特别的需要面对面交流的这种气场。所以，我希望这个讨论会，在以后还能办得更好。我今后也要好好参加讨论会，用四川话说，现在是“鸟枪换炮”了，这个窗明几净的环境比当年那个“黑会”好多了。我还记得会上有几次有人说“毛”了，不知东杰兄还记不记得？

王东杰（线上）：这个我记得，我们从最早相互投掷匕首和标枪，到后来逐渐的变成一种和风细雨的方式，以正面的鼓励和建设为主，这样的转变我们经过了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发起这个讨论会的时候还不到40岁，现在已经年过半百，这个说起来确实还是很有感触。我们从一个学术共同体变成了一个友情的共同体，所以不仅是学术上的，对我们的人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张循：刚才王老师、韦老师都讲得很好，我们之所以重启讨论会，并把10-20世纪的时间拉大，把整个中国史都囊括进来，当然有很多的考虑。一方面，讨论会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传统，传统要把它割舍掉，不是那么容易的。另一方面，川大地处西部，要和东部、中部其他的高校竞争，有很多的劣势。我们目前的状态，跟别人单打独斗真的很难，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如果能够发挥团队作用，还是能够做出很多的事情。将来一提到川大历史学的时候，即便一个人都想不出来，但至少还有团队的成就。当然团队的内部也是互相鼓励的，讨论会就有这种互相鼓励的机理在里边。刚刚还在筹备阶段的时候，王老师跟我说起，我当时一听就觉得很好，如果要参加这个讨论会，我得拿东西，我不写东西我怎么参加呢？于是逼迫我写一些东西，那时候就没有什么考核，比现在好得多，那时候就是需要有个东西来督促自己，的确是起到了很好的一种作用，这是我很直观的一个感受。

粟品孝：我想从一些细节方面做点补充。

第一个细节是最初开会那个地方是我们学院工会，因为当时学校要求重视工会，就在校史馆找了个地方做为我们工会的活动室。我们最初一期和前几期的讨论会就是在我们学院工会开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第二个细节是我觉得最初的时候是有点“猫煞”，批评意见犹如匕首、标枪，有些激动，主要当时大家多还没有满四十岁，当时我刚刚也四十出头。人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不来点“猫煞”的不行。事实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有斗争性的会，实际上是对学术的敬畏。平常大家都很客气，只有那个场合，大家才迸发出了一种学术的批判意识，我个人确实还是很受教益。

第三个细节是最初为什么叫“10-20世纪”？后来为什么又叫“10和20世纪”？我觉得是这样的，当时学院老师的分布有问题，当时宋元部分，人要多一些，近现代史更是很强的，之后我们逐渐把明清史补起来了，接着就是先秦史补起来，当时魏晋南北朝史一个人都没有，先秦史也很困难，没有年轻人。所以，当时就是这个情况，不是说我们只有“10和20世纪”，实际上当时的力量分布是有问题的。现在“10-20世纪”已经辐射和影响到整个中国史，还是很有成绩的。

另外，我再补充第四个细节，我们如何从一个学术共同体发展到一个友谊的共同体？有一次，东杰老师把我们请到他的家里做客，外面还是雪花飘飘，我们在东杰老师家里却感受到满满的热情。还有一次去周鼎老师的家，之后我们有很多的友谊，相互交流，大家不仅把学术提升了，友谊也增进了。

王果：我很惭愧，讨论会100期好像只参加了第100期，因为我之前有耳闻这个会彼此争锋相对得很厉害，我就没敢上场，第100期我才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王老师发起这个讨论会的时候，我还在学宋史，还在10世纪，现在我已经到20世纪了。那个时候《哈佛中国史》第四卷《宋的转型》出了，跟咱们搞的这个论坛的时间差不多，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选题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然后我发现，哈佛、耶鲁的那几个老师搞宋元明转型的老师觉得宋元明转型不够，他们现在把它扩展到了汉朝，所以他们要从汉到宋元明，基本上扩展到了公元前2世纪。然而，我们的跨度比他们还要大，我们从先秦甚至是公元前2000年的三星堆一直到近现代的军阀大战。所以，我们的跨度是很大的，背后的意义是很重大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除了这个事情本身很重要，从它的选题价值和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学界关注的学术前沿，第二个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后为什么还要搞这个事情？我们想继续怎么搞？我们想要搞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要搞呢？王老师到北京去了以后，学院的情况你多少也了解一些。我们中国史包括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很多老师不是川大毕业的或在川大工作过、读过书的，凝聚力不强，所以我们的队伍比较散，古代史是这样，近现代史也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些活动，把大家的人心拧起来。拧起来以后我们先不说干什么事，干什么事的前提是大家往一块想，大家得劲儿往一块儿使。我们需要大家把劲儿集中到几个方向，几个问题上去，但前提是大家得通过一些讨论也好，会议也好，聚会也好，把共识凝聚起来，人心统一起来，这是第一。第二，得有共识，比如说古文字先秦史，因为此前有冷门绝学，现在已经成气候了，已经起来了，那么之后呢？我们古代史还有什么，以前的宋史现在我看也稍微有点散了，就是各搞各的，不是特别的凝聚。要形成了一个比如说学派性的认识，或者是提出一个中心的观点，比如说，唐宋变革也好，或者是宋元近世社会也好，老师们可以你搞你的天文，我搞我的地理，他搞他的经济，但是我们得有一个东西把它整合到一块。要不然，现在这个学术研究氛围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其实是很现实的，我们到时候要交账，你有多少成果，有多少精课，有多少教材，当然很市侩，但是我们在这个规则里面去玩，就要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还要搞这个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凝聚起来。像历史文献学，是从古代一直到近现代革命文献。历史地理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的维度，跟空间、跟数字人文都可以接触，都可以生发出学术成果。又比如说城市化，古代的城市化历史，或者是城市及环境变迁的历史。我们得找到一个，或者是若干个，我们中国史可以发力，可以凝聚，可以打出来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缺一个或者若干个这样的东西把大家凝聚起来。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想干这件事的原因。

最后，我在想怎么干这个事？我觉得帮助老师们发展和成长，这是最关键的。现在老师的压力大，如果这个会的质量高，老师们都会愿意来。如果这个会质量不高，老师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收获，可能很多老师也选择不来。怎么样既能提高会的质量，又能结合帮助老师成长，又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我想几件大事儿可以结合在一起来做。第一就是新进的老师入职，大家都还不认识，我想有一个机会让新老师跟大家交流。如果每一位新老师都来讨论会讲一场，我想这个也是国际惯常的做法，国外一个新老师到了一个系上课以后，他有一个workshop，就是他一个人的，就是为了他把博士论文改成书，所有的老师来提意见，所以我想第一个是新老师来，我们请他讲一场，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新老师做什么研究？做得怎么样？借此机会，新老师也熟悉了我们大家。剩下的讨论会，我们可以设计一个主题，大家觉得先秦到近代，有什么重要的问题，跟我们想做的事是相关的？我们可以把这个workshop的主题列10到15个，公布出来，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框架。然后每位老师的参与实际上是为这个框架里面去添砖加瓦。比如说，我想做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那做民族史的，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宋元民族融合，明清民族迁徙，我们就列几个题目，从先秦到近代，比较综合性的题目。我们持续地为这些重大的、急需的问题，在做贡献、在做研究，我想这也是一个办法。

我再补充一下，我们的形式可以多样一点，不一定每次就是一个老师报告，然后大家随便评论。我们每一学期最后的那一次，大家都来了亮亮相，整一个panorama，如果我们每位老师手里面有文章的，要投出去的，我们都拿一篇出来。搞个半天正式的会，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逼迫着每个老师，每年至少得来上一次会，你交一篇东西让大家检阅一下，学术联系增强了，互相交叉的点就多了，大家在一起也融合了。以后互相请教，互相交流，就知道这个问题我找谁一起沟通，因为他搞的东西跟我搞的东西原来有交叉，这样免得独学无侣，每个人都是搞自己的。每年我们就搞这么一次大的，然后平时我们就搞小的。

王梅：王老师好！各位老师好！今天来参加这个100期纪念性的会，多少都会有一些回忆，或者是不由自主会做一些总结。这个会到底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是大三的那一年，我记得是在校史馆，粟老师刚刚说是工会的办公室，我记得是人类学所办公室，隔壁是考古的一个实验室。在这里旁听讨论会，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是课堂之外重要的组成部分。刚来的时候很朦胧，第一次感受到历史学科没有界限，这么多不同方向的老师都可以在一起讨论，不局限于一个小的框架或者小的领域，很多是可以互通的。不需要自我设定很多的界限，古代和近现代各个学科都可以融合在一起，这就是当时的讨论会的形式本身就给我们这样一种观念。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老师们说了很多次的，因为这是一个“拍砖会”，我们学生头几期参加的时候，确实觉得老师说话说的很难听，而且我们私下学生也津津乐道，这个对我们影响也很大。这给我们的观念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批评的，不管什么名家也好，都是可以批评的，而且都不一定是坏的才批评。

郭书愚：大家说的是过去的回忆，我想说的是以后的事情。我有一个思路，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某种形式，让同学作为论文提交者的身份参与进来，特别是一些比较优秀的博士生，或即将毕业的同学，他手里应该有这方面的文章，是不是也可以提交过来？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讨论，也便于学生进一步投稿。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发现一些比较好的苗子，比较优秀的，我们也可以争取把他留下来。是不是可以请各位老师们考虑？但是我们现在的博士同学比较多，如果博士同学要提交这个论文，我们还是希望导师帮我们把把关，最好有导师的推荐，这样可能比较好一点。文章提交上来，我们也考虑是否请一些嘉宾，就像王东杰老师，虽然不在我们这边了，但是网上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会，也是完全可以的。有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论文本身的内容，我们来请教一下国内对这些问题更加熟悉的，更加有研究的一些专家学者，在线上能否给我们一些精到的评价。

周鼎：很久没有参加这个研讨会，因为每个人的论文都写得非常专业，其他人只能从规范上跟他交流一下。不同专业的老师们在一起，能形成一个对话的共识空间，是要求一个较低的地方，而不是拼命往高的地方走。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要老想着去训练人家博士生，我们自己的训练都很缺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还活在20年前的思想观念里，不客气的讲，有时候听那些课，讲的东西连段子都是20年前的段子。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化非常快。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学习。比如说，大数据对我们搞历史的有什么意义？前几天我去一个叫索贝的公司，正在做视频。他们开发了几个三星堆、冬奥会的8K视频，他们现在搞互联网+，跟我们历史系没有任何关联。现在他们有了这么好的视频技术，他们想在AR领域去发力。他们有一个课题，就是怎样把AR和大学的文科课堂结合起来。那么请问这些技术和我们的这些历史研究有没有可以结合的地方？这是他们做的一个学生创业的挑战项目，对我刺激很大。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确实已经变了。他们展示正在跟川大合作的“大川学堂”，专门看了剪辑出来的通识课。他们有多厉害，就是每个老师在课堂上讲，工作的不仅是一个摄像的镜头，还是一个信息处理的镜头，自动根据授课的内容分成一个个的知识点，然后构建一个知识的树状网，然后就出现一个逻辑思维导图。比如说，上课讲到某一个知识点，老师讲课的那一段视频就出来了，我说：你们怎么知道他这个知识点呢？他们说其实有个数据很简单，老师要翻PPT，一翻PPT就说明讲了一个段落了，马上就做一个tag在那儿。电脑人工智能不断标注剪辑，根据大量的数据，不断提升，以后要上课就完全做成了一个个的知识点，分享的课程就可以迅速的在线上和线下分享。当时我看到现场操作，还是很佩服的。因为，我们文科的东西像这样一梳理，一下就显得逻辑很清晰，很多东西确实就有另外一种听课的体验。那么，这样一些技术正在颠覆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历史研究。我觉得这些对我们确实是一个再教育。因此不忘初心，当年我们搞研讨会的时候，符合校训“海纳百川”，我们愿意跟很多学科、很多专业的人对话。所以各位在打造高精尖的同时，可能更重要的是开拓我们的视野，而且不一定非要提交什么具体的论文。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有些话题，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去分享的，特别是还有一些不同专业的，针对这个时代的变化，比如说讲到乌克兰战争爆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插入一集谈话沙龙，请世界史的也好，请国际关系的也好，来跟我们做一个简短的交流。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活在历史之中，今天我们正经历的，明天可能就成为了课本里的历史。因为这个时代变化的太快了，所以我觉得增加一点内容，保留高精尖的同时，就像当年搞年终沙龙这样，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与现实的、时代的对话。

韦兵：当初办这个讨论会有一个初衷，就是去体制化，当时是“二三素心人，三四茶酒徒”。现在的学术性考评太强，我希望今后这种非体制性的东西能继续进行下去。学术有它自己本质的东西，非功利性的交往。我们能不能够创造一种从现实观念看比较“另类”，但却符合学术本身的交往空间，就是它的非功利性和非体制性。之所以能够把讨论会的学术性圈子变为一个朋友圈，就是因为我们的初衷就是一种非体制的，向学术本身回归的愿望。因为现在考评太强，体制性的东西太强了，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归一下？我想这样大家认同的地方可能会更多一点。

周鼎：我在来的路上回忆，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其实不是在研讨会上，而是在会后，特别是吃完饭后继续喝茶，我觉得所有的才情，都是在茶桌上展现出来的。那种才情就是我们谈历史，也不止历史，但是不管我们讲什么，都有一种历史学的人文关怀。我从中获益良多，包括我现在上课的时候引用的很多话，都是我们那个时候在茶馀饭后所讲的东西。所以，我们讲的初衷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青年教师沙龙。现在这种沙龙性质越来越少，是因为大环境变了，这不是我们能够逆转的。我们要认识到有些时代过去了就过了，辉煌不可再来，但是我们保留一点初心，我觉得有一个朋友圈在，这就是最好的。

查晓英：刚才周老师说的，我非常赞同。可能是我参加这个讨论会的时候火力已经很温和，讨论已经比较向高精尖的方向，所以，加上恢复后的这两次给我的感觉，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人，所受到的教育训练其实是很相似的，我们的文章在拿出来讨论之后，会比较倾向于从一个严谨的角度，去看能否成立。文章的作者可能已经预料到了，这些问题会是哪些方向的，给人的感觉就是气氛不太活泼。我来参加这个讨论会，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收获一些我想不到的意见。各位同仁都能提一些自己研究的东西，跟我的这个题目碰撞的地方，有点类似于想听到大家的清谈，不是论证这个文章到底怎样成立，而是有一些思想火花。而现在更多的意见集中在这篇文章怎样打磨才能成立？怎么样才好发表？其实，大家不必担心跑题，跑的太远，很多老师知识面都非常广。可能感觉提一些太远的问题给人的感觉就像在玄讲，好像是不严谨，所以有点忌讳。但是，我作为听者是非常受益的，很想听到大家这方面的玄谈。

韦兵：我们一直在想接续知识分子的传统，就是说它不是写论文的技术专家的传统，而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雅集传统。

陈默：疫情之前，我经常出去蹭会，开了很多会，其他学校的想法和做法，对我们也有借鉴意见。南京大学张生院长有一个会就非常好，他要求提交的论文都是不适宜发表的，里面就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或者你觉得发不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参会提交的是为什么晚清步枪要买毛瑟枪？我知道发不出来，就是在现今学术体制内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刊物，但是问题蛮有趣的，涉及到很多问题。还有一些题目，包括张之洞会不会打枪？吴大澂的枪法到底好不好？这些都是蛮有趣的，把它内化为知识以后，未必不能转化为严肃的学术成果。学术要破壁，还是需要这种比较不成熟、务虚的想法，应该鼓励。不一定是要交论文上去，其实可以不交论文，交一个论文提纲，甚至交一些材料之类的，简单做个PPT甚至不做都可以。但是，提交的一定要是一个非常新的，不见得被现今学术体制所认可的东西。

蔡炯昊：陈默老师当时提交的那篇《政派矛盾、地方意识、队伍分化：护法运动前后的援闽粤军（1917—1919）》，因为我对这个题目完全不了解，但是还是激发了我的灵感。因为陈炯明很特别，他一生在三个地方，生于贵州，居于广州，死于香港，然后他刚好是处于三个方言区，粤语、客家话、潮汕话和闽南话。这种文章一旦抛出来以后，它其实像一个网络，激活了大家平时的阅读和思考。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有大量学界内和学界外的思想交织，它有可能通过一篇论文作为节点，把这样一个想法激发出来。我对陈默老师的那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其实陈炯明的研究，其他人也写过，但是那篇论文一下子就把我的感受激发出来。

我再补充一个掌故。刚才几位老师都提到，最早的讨论会空间，在当时被叫做人类学所的那个空间，我作为学生经常负责去开门。当时我对那个地方有点兴趣，就去找关于那个空间的材料。其实那儿是国立四川大学迁到这个校址来以后的图书馆，那里其实是早期校园比较中心的地方。我当时有那个房间的钥匙，那个地方很奇怪，每到晚上会一直有风声，其实没有风，我晚上还专门去看过。这是第一个空间。第二个空间是在文科楼2楼的时候，哲学系搬走以后停止电力供应，风雨如晦，看起来模模糊糊的，听见唇枪舌剑交会之声，其实感觉也非常好。东方人的想法和西方人不一样，喜欢在光线不足的阴翳中礼赞，喜欢在历史中去探索幽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