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文化遗产、生态文明系列重要论述，践行总书记视察蜀道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挖掘、发挥蜀道多重价值和意义，推动蜀道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创新，2024年7月12-14日，在阴平道核心地段--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文县两地举行《蜀道方志集成•阴平道卷》甘肃首发式和阴平道学术研讨会。

本次《蜀道方志集成•阴平道卷》甘肃首发式暨阴平道学术研讨会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作为指导单位，甘肃省陇南市人民政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委、区政府、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县委、县政府、巴蜀书社、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承办，来自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蜀道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巴蜀书社、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陕西理工大学、陇东学院、河南大学等川、陕、甘、豫高校、科研、出版机构以及甘肃省陇南市以及武都区、文县等相关单位领导、专家、学者共计八十余人参加了本次成果首发式和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由武都区委副书记、区长张立平主持，陇南市委常委、武都区委书记肖庆康、嘉宾代表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万代红、嘉宾代表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王元勇、中共陇南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进军先后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文县学术研讨会由文县县委书记文元旦致辞。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王元勇在开幕式上致辞

在开幕式上，主编之一陇南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省文史馆研究员高天佑对《蜀道方志集成·阴平道卷》编纂过程、特点和价值

作了简要介绍。本次发布的《蜀道方志集成•阴平道卷》是四川省蜀道文化出版工程《蜀道文库》系列成果之一。蜀道文化出版工程于2023年10月正式启动，是由新华文轩联合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甘肃省等蜀道分布省、市、县，以及全国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组织实施的全面系统、涵盖众多出版门类的文化工程。其中《蜀道文库》主要由四川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广元市相关文化单位等发起并推出的大型蜀道文化丛书，李勇先主编，计划用十年时间完成，主要包括蜀道文献整理、蜀道文化研究、蜀道文化普及、域外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涵盖对历史时期蜀道沿线城市、交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碑刻、地图、地名、考古等专题和综合研究。本次《蜀道方志集成·阴平道卷》（28册）在阴平道核心区甘肃武都区和文县发布，将为人们从事相关研究奠定重要的文献基础。

《蜀道方志集成·阴平道卷》效果图

 巴蜀书社、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分别向武都区和文县相关单位赠送图书，甘肃省著名书法家王青彦、王小静、李勤德、罗愚频、

 巴蜀书社、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分别向武都区和文县相关单位赠送图书

蒋志超、左殿祥等分别向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巴蜀书社、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以及参会专家、学者赠送珍贵的书法作品。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王元勇等接受书法捐赠

本次学术会议分别在武都区和文县举行了两场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蜀道概念、蜀道申遗、蜀道历史地理研究、阴平道考古调查与研究、阴平道历史地位与影响研究、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对今后蜀道文化研究、普及和推广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蜀道方志集成•阴平道卷》甘肃首发式暨阴平道学术研讨会（武都区）

阴平道学术研讨会（文县）

关于蜀道定义，直到现在，学术界都存在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认为，目前对蜀道的概念与内含还没有统一，陆路蜀道是否仅有传统的北四条南三条，还是应该加以扩大范围，包括陇蜀道和川江蜀道，学界还认识不一。应该在世界遗产标准的基础上，对蜀道进行界定。世界文化遗产标准主要有六条。从世界遗产标准来说，我认为陇蜀道和川江蜀道应当列入蜀道申遗名录。以陇蜀道而论，阴平道连结陇蜀，从学术上来说，是中华远古文化中的河西走廊文化，如马家窑文化和古蜀文化，如三星堆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线路，是三国魏蜀军事文化的汇聚之地，是历代王朝经营青藏高原的重要路线，是西北与西南的茶马重要交通路线。所以陇蜀道应是蜀道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勇先教授认为，“蜀道”的概念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最早出现“蜀道”一词是在《三国志·蜀志·刘封传》注引魏人鱼豢《魏略》，有“仪绝蜀道”之语，这里的“蜀道”指的是秦蜀之间的陆上交通道路。南朝梁简文帝有《蜀道难曲》：“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下复髙，猿啼断还续。”这里所说的蜀道是指川江蜀道，可以这样认为，在唐宋以前，古人所说的蜀道是指从关中、中原和从长江三峡进入蜀地的水陆交通道路的统称，唐宋以后至明清时期，这一“蜀道”概念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故相关游记或著作中，除书名以“入蜀”“使蜀”“游蜀”“蜀游”“蜀輶”“蜀轺”“游川”“旅蜀”“蜀行”等命名以外，还直接以“蜀道”来命名，如清王士禛《蜀道驿程记》、叶观国《蜀道集》、李德淦《蜀道纪游》、民國黄炎培《蜀道》、张恨水《蜀道难》、梁乙真《蜀道散记》、罗莘田《蜀道难》等，其所指“蜀道”地理范围主要还是指从中原、关中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通过川江进入蜀地的水陆交通道路，是一种泛称，并不确指某一条道路。由于蜀道涉及的空间范围广，唐宋以来，主要是在明清时期，根据特定地域范围，又有“秦栈”“蜀栈”“南栈”“北栈”“云栈”等说法。至于在蜀道范围内的各条道路，历代以来，也有具体名称，如金牛道之名唐代才开始出现，一般称“金牛路”，在此之前称为“石牛道”。《华阳国志·蜀志》：“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上》记载：“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唐会要》卷86《关市》条：“宝应元年九月敕：骆谷、金牛、子午等路往来行客所将随身器仗等。”可见金牛、骆谷（即傥骆道）、子午等路在唐代就已经有具体名称。今天我们所说的蜀道概念和范围，已与民国以前所说的蜀道有很大不同，于是出现了“狭义的蜀道”和“广义的蜀道”说法，以及“秦蜀古道”“陇蜀古道”等概念也相继提出，“秦蜀”“陇蜀”在古代本身有特定的地理范围，甚至在相关著作中也以此命名，如清王士禛《陇蜀余闻》《秦蜀驿程后记》、民国阜东《蜀陇行心影》等，今天我们可以将其视作“蜀道”之下具体某一段的称谓，犹如古代称“秦栈”“蜀栈”一样。目前还有学者将所有入蜀的道路或蜀中的道路都统称为蜀道，包括云南、贵州入蜀的道路也称为蜀道，蜀中东大路、小川北路、古代川盐古道、川边茶马古道等也称为蜀道。从蜀道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在传统蜀道概念的基础上适当加以扩大，如将阴平道、祁山道、河南道等纳入蜀道研究和申遗范围，但如果将蜀道范围无限地加以泛化，肯定不利于蜀道研究和申遗工作的开展。

对于蜀道的次生系统，甘肃省文史馆研究员、陇蜀文化学者高天佑《陇蜀古道及其关隘概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陇蜀古道”与“秦蜀古道”共同构成了蜀道经由关中、陇右地区跨越秦岭和西秦岭进入徽成盆地和汉中盆地，并且其走向均呈现由北向南大致平行分布的蜀道北段入口景观。“陇蜀古道”的构成和具体分布包含以下四条支线：嘉陵道、祁山道、阴平道和岷山道。犹如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历史时期“陇蜀古道”上也设置有许多关隘，这些关隘不仅对于古道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成为古代族群迁徙、交往和融合的通道和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古代关隘的重视和探索，无疑拓展和丰富了蜀道本体的研究内涵和价值体系。蜀道申遗和蜀道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甘肃应抢抓机遇，不可缺位。

关于蜀道申遗，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认为，在梁平荔枝道研讨会议上，我已提出把川江蜀道列入申遗名录。川江蜀道起于成都，沿岷江、川江，经宜宾、重庆，过三峡至宜昌，这样可以调动重庆和湖北的积极性，形成扩大的蜀道申遗联盟。如同大运河申遗联盟的三省二市。从申遗的角度来说，把陇蜀道列入申遗名录，可以进一步鼓舞甘肃申遗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蜀道申遗联盟，提升蜀道申遗的成功率。增加蜀道申遗名录，是否影响申遗成功率？在道路类世界遗产中，联结法国和西班牙的世界遗产圣地亚哥朝圣之路，1994年申报成功时仅有两条主线和支线，十年后又增列四条支线，可见道路类世界遗产的范围是可以扩展的。谢元鲁教授还进一步提出要“作好蜀道申遗前期准备工作，做好蜀道实体的空间定位，建立蜀道道路文化实体标识系统”，他说，一是在开展甘肃、四川与陕西对陇蜀古道的联合田野考古调查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古道遗址和节点实体的文化价值及地理空间具体位置。二是在经过实地考察，确有文献及考古证明的适当古道遗址，古城镇位置，以及在蜀道的交通节点上，由相关文化部门设立标志性的指示性文字，并建立标志性建筑物，如牌坊、石碑、摩崖石刻、亭阁等，形成蜀道的道路文化实体标识系统，以适应蜀道开展文化旅游与文化探访的需求，并作为申遗工作的超前布局。谢元鲁教授的观点进一步指明了蜀道申遗工作努力的方向。

这次学术研讨会，让我们能够通过不同线路遗产的比较中进一步认识蜀道本身的特点和价值。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陇东学院文学院院长马啸以《比较视角看秦直道与蜀道的特点》为题，对蜀道和秦直道进行了对比，他说蜀道与秦直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一是秦直道总体为一条线路，蜀道则由多条线路辐凑；二是秦直道主要行进于山峁岭脊、草原荒漠之巅，蜀道多绵亘于山间河谷、水陆并用；三是秦直道为带状线性文化遗产，蜀道为网状片型文化遗产。以上这两类文化遗产有比较相近的起源时间和大秦开拓进取的军事战略目的，但在客观上都极大地促进了后世经济贸易、政治文化、民族三交的历史进程，值得深入研究，把握并放大各自特点，从而更好彰显各自特色和优势。马啸教授的观点为目前蜀道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让人耳目一新。

关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也是本次学术研讨会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名誉教授孙启祥《<水经注•漾水>“浊水”考》认为，《水经注》漾水篇中的“浊水”，乃西汉水一级支流，是陈仓道必经之地。但从古至今，对浊水所指莫衷一是，有今甘肃成县、徽县境内南河、东河、青泥河、泥阳水、洛河诸说，但分别存在或源头不合，或下游不合，或流经地不合等疑问。实则浊水非当今之某一条河流，而是凤泉河、南河、洛河及嘉陵江略阳白水江至徐家坪段的连缀，其中亦有青泥河的“影子”。浊水流域与氐族杨氏的兴衰，与北魏乃至西魏对陇右的控制利害攸关，故郦道元对其记述甚详。四川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罗凯《从“两京道里”看唐代武州的交通地位》认为，唐代许多文献均详细记载了诸州到两京（即长安、洛阳）的道路里程，将之与“四至八到”关联，可复原出当时全国的交通干线网络。史籍中关于唐代武州到长安的历程记载不一，经过考察，当以路经同谷县的一千二百里最可信据。武州往西可通宕、叠、芳等州，往南可延伸到文、扶、松等州，是白龙江、白水江流域及岷江上游地区的交通枢纽，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曾设想以武州为基地，建立可与陇右、剑南节度使鼎足而立的军事重镇。

关于阴平道考古调查和文物研究方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万娇作了题为《阴平道（甘肃段）考古调查总结》主旨发言，通过对2024年3月在甘肃省陇南市自宕昌和岷县交接处沿白龙江经武都，再从火烧关至文县，并从文县沿让水河经范坝翻越摩天岭与青川交界处进行的考古调查，基本明确了阴平道从宕昌-武都-文县-青川明清时期的古道线路，了解了沿线与古道显著相关的文物遗迹。其中，宕昌境内古道沿线分布大量烽燧和寨城，构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防御系统。摩天岭文县段古道保存路段较长且系统。以上考古调查增加了对阴平道的认识，为后续保护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县文化馆馆长、地方文化学者罗愚频《“秦蜀交界”摩崖石刻探微》专门对“秦蜀交界”处摩崖石刻文物进行了研究。他说，在蜀道文化研究中，阴平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存在，而阴平道中柴门关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关隘。“柴门关”位于文县石鸡坝镇边地坪行政村马尾墩社以西约2千米处的白水江南岸，是文县古代四大雄关之一，其所在地摩崖石刻正文为“秦蜀交界”四个大字，四个大字右侧有“四川南坪营所属关外八寨：马尾山寨、盐土山寨、草地沟山寨、杨家湾山寨、登龙山寨、水田山寨、固水沟山寨、邪坡寨”等45字；尾题为“雍正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松潘卫守备罗林刻石”。对其所蕴含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信息，作者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关于阴平道历史地位与影响研究，陇南市政协教科卫体委主任、地方史文化学者焦红原《阴平道在陇南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与贡献》对阴平道在历史地位和贡献作了系统总结，他说，陇南的道路交通，特别是古代道路交通，主要由“陇蜀古道”主干道之一“阴平道”构成。迄今为止，阴平古道的走向仍是甘肃通往四川的兰渝铁路、兰海高速所经之地。概括而言，阴平道在陇南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事贡献：包括“邓艾伐蜀”和“蒙元入川”，以及白马氐阴平国政权的存续与最后在四川青川县沙洲的悲壮落幕。二是经济贡献。包括沟通西南与西北之间的商贸流通，是链接西南茶马古道和北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三是文化贡献。包括作为“藏羌彝走廊”在人口迁徙、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等。陇南市委党校副教授、地方史文化学者赵琪伟《阴平古道：陇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走廊》专门就阴平道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贡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阴平古道在历史上既是货物流通的商道，也是文化传播的通道。有地方史志记载，甘肃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经阴平古道传入的民间音乐、戏剧曲艺、民间美术和传统手工技艺很多。例如，“玉垒花灯”戏为明朝万历年间由四川迁居文县玉垒关的袁氏家族带入，并与当地民歌小调结合演唱而形成。“阶州唱书”是明末由四川流传的“唱故事”随甘川商贸驮队进入陇南，后经当地人演绎加工演变而来。文县洋汤号子、礼县盐官井盐的制作和陇南茶加工技艺与阴平古道传播有一定关系。甘肃文县白马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与四川平武县、九寨沟县的白马人之间也存在经济和文化交流。

关于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西华师范大学档案与文献研究院院长、教授金生杨作了《蜀道行纪文献类别略论》主题发言，他说，蜀道文化以文献、遗存等为载体，资源丰富，其中蜀道行纪在蜀道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统合资源和集中呈现蜀道全貌的最直接的文献。蜀道行纪种类较多，包括行纪组诗、行纪文、行纪别集、行纪性游记、行纪性日记、行纪性杂著、行纪性绘画、行纪性旧照片、外国蜀道行纪等，甚至还有行纪性石刻、书法作品等。蜀道行纪内涵丰富，是民国及以前行役于蜀道上的中外人士的生动记录，是当事人行役的所见所闻所感，又随其闻见感受、考察考证而发，可谓无所不包。可以说，蜀道行纪汇集和融合了所有蜀道要素。此外，西方人侧重于贸易交通，建筑艺术及生物、资源的科学考察、传教与侵略等等，角度完全不一样，体现出蜀道文化、生态兼备，又见证了中外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从蜀道行纪来看，蜀道不是片断式、单一的道路，而是网状、延展性的道路；蜀道是活的道路，是充满满着鲜活生命气息、文化生态内涵的丰富的路，又是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发展变革的道路。

四川大学李勇先教授具体就蜀道文献中的地图文献及其主编的《蜀道栈道图集》编纂情况及其特点和价值作了讲述。蜀道图编绘历史悠久，从传世蜀道图来看，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类是蜀道山水图，属于山水写意绘画的一种。另一类是蜀道地图，图中着重标注了相关山川、递铺、道路地名等地理信息，这类地图主要收录于地理志、地方志、类书、诗文集等文献之中。在传世蜀道图中，真正属于单幅绘制的蜀道图比较少，现存蜀道图长卷最有代表性的是清康熙年间党居易彩绘《云栈图》、乾隆年间佚名彩绘《陕境蜀道图》。有鉴于此，我们将历代蜀道栈道图加以汇辑整理，并撰写研究性提要，编成《蜀道栈道图集》，为人们从事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资料。

对今后蜀道研究，部分学者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其中陇南市政协原副主席、陇南地方文化学者张金生《蜀道文化研究之我见》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说，蜀道文化研究终于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为此建议：一是明确蜀道文化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应制定实施方案，以古蜀文明为根基，以蜀道本体及丝绸之路的衔接为重点，以历代各类古道遗迹为对象，深挖文献、考古、田野新资料，出精品，出人才。二是搞清蜀道少数民族称谓，战国以前羌与西羌，戎与西戎，西南夷等均为他称，仇池、河池、盍稚、戈基者皆氐系，均为自称。三是对科学认定的问题不重复研究。四是认真开展学术批评。五是重视科研成果普及，编撰《蜀道词典》及《蜀道史话》。六是及时转化科研成果，加快建设蜀道国家文化公园，甘川陕渝齐心协力将“蜀道”申报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名录。

本次学术会议成果丰硕，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我国蜀道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