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7日晚7：20，“纪念缪钺先生诞辰110周年系列讲座”第二讲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一教B座B105阶梯教室举行。我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王东杰教授做了题为“由文入史：从缪钺先生的学术看文辞修养对现代史学的‘支援’作用”的学术报告。讲座由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粟品孝教授主持，缪元朗、周鼎等老师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列席。

 

 

王东杰教授首先回梳了我院先辈学人的学术传统，其各有特色：徐中舒先生带来了史语所的学术取向——注重一手史料，倡导实证史学；蒙文通先生经学造诣深厚，由经入史，以博通见长；冯汉骥先生引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并创办川大考古学；至于缪钺先生，则文史并重，以“文史结合”之路径治学。

以缪钺先生的学术特点为线索，王东杰教授概括了本次报告的主要内容：“文史结合”的具体内涵为何。此一路径成因（内、外）为何。文辞修养与现代史学研究的关系为何。

缪先生“文史结合”的学术路径主要包括四层意涵：一、以现代学科分治的角度看，缪先生文学（包括文学史）与史学皆有研习；考察历史人物与著作时亦关注其文辞造诣。二、缪先生本人见长于文辞，对学人（如王国维、陈寅恪）文章之修辞亦多予关注。三、“文史结合”更是一种历史认识上的方法。“文史互证”中，“文”本身已具“史料”价值：彰显了外在记录与内在“心声”。四、更为重要的是，辞章修养本身就是历史考证的工具。

王教授认为，第四层意涵颇值得体察。缪先生对“文脉”的把握，利用上下文义进行考据（应源于考据学传统之一的“审辞气”），皆为“文法”之于历史考证的意义所在。缪先生以为最好的考据当能运“空灵之思”与“闳通之识”，史学价值当于“求真”之外，亦兼“审美”之功能。

至于“文史结合”这一路径之成因，王教授指出，五个因素不容忽视：一、学人个性（“诗人之禀赋”与“学者之修养”）。二、家世传习（自幼接受良好的学术训练）。三、地域文化（长于河北，有染桐城派文风）。四、师友切磋（对其治学环境与学术重心均有影响）。五、学术环境（于高等教育界执教，学侣兼及“学衡派”与史语所人士）。

由缪氏推及同代学人（如金毓黻、金景芳、钱穆），王教授谈到，当文史渐离已成为中国近代学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时，由文入史仍是传统学术受训出身的学人所有过的治学取向。文辞修养对于他们史学观念及实践的影响，亦可视作文辞修养对现代史学的意义。

其表现在五个方面：一、对“人”的关注（“人”乃沟通文、史之基石；“人”彰显了历史个性）。二、对“人”的情感世界的重视（缪钺曰“心声”，陈寅恪用典“心史”）。三、“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方法（旨在“真了解”历史之“全部结构”）。四、对历史“意义”的探求（史料“意义”与“文化意义”）。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中西比较中，“批判地接受旧文化以创造新文化”）。

报告尾声，王教授总结道，传统文辞修养对于现代史学所起的“支援”作用，即学术“典范”所给予的潜移默化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Michael Polanyi语）。希望以此个案为启示，当代学人能重回文辞传统中去，同情古人之心境，以体会何为“中国自身的学术脉络”，方可谈“复兴”。

    报告结束后，王教授就中西学术比较、读书治学等问题进行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