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7日上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5楼藏研所会议室，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蒙文通先生哲嗣蒙默老师，做了一场题为“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与蒙文通先生”的精彩讲座。这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纪念蒙文通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讲座”之一，由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粟品孝教授主持，刘复生、缪元朗、彭华、韦兵、李晓宇、黄博、何凯等老师以及我校本科生、研究生近百人聆听了讲座。

 

 

讲座伊始，蒙默教授谈及蒙文通先生的师承关系和学术渊源，认为蒙先生的学问的确是从廖季平先生下来的，蒙先生的经学是对廖先生经学的继承、扬弃和发展。

接着，蒙默教授重点谈起了廖先生的经学。他首先对学界的一些看法提出质疑，认为廖先生的经学“六变”不是越变越怪，而是“变”中实有“不变”；将廖先生与中国经学的“终结”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也不妥当，即便说廖先生“终结”的是中国古典经学，也难以理解。应该说，经学到廖先生那里，已是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看法了，廖先生是新的经学的开拓者。

蒙教授指出，廖先生经学的核心是“素王改制”。《今古学考》是廖先生经学六变之初变的代表作品，其下卷为经话，一百来条，三十多条讲礼制，可见廖先生对礼制之重视，说明他不是在二变时期才讲改制问题。廖先生经学的一变讲平分今古，认为今学是经学、古学是史学，古学是旧制、今学是新制，代表作是《今古学考》。二变尊今抑古，讲素王改制就更清楚了，这是在一变基础上的发展，代表作是《知圣篇》、《辟刘篇》；康有为讲改制，即渊源于廖氏。三变分小统与大统，只是改名称而已；小统治中国，大统治海外；提出“中国欲强，必先变法”，要“中西互师”，还说“中西开通，必兼读西书”。这些情况都说明，廖先生经学的前三变，都在讲改制。至于四变分人学与天学，不好懂；五变讲小大天人之学，更玄了；而六变更不易看懂。不过廖先生讲天学的同时，还继续在讲人学，改制的思想仍在继续发展。

 

 

蒙教授还特别提到廖先生的《群经总义讲义》一书，指出有几个观点值得注意：一是分大六艺与小六艺，前者指六经，后者是礼乐射御书术，说普通学校不读六经可也；二是批评康有为对经义的颂扬，说今天国家难于变化，正是经义所累；三是他的《尊孔篇》，分四门二十几个问题来写，第一门就是讲孔子的“微言”，即改制思想，提出“无教则国不立”、“亡国必先亡教”的思想，认为尊孔尊经不是尊孔子个人及六经，而是讲孔子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可见我们不可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待孔子和六经。至于晚年，廖先生读西书越来越多，加之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也不断有新思想涌现，说起了“革命”、“民权”等话题。

梳理廖先生的经学至此，蒙教授总结道：廖先生的经学内容很多，但主要讲王制，这是他思想的核心，这是很清楚的，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乱。可见学界的东西不可能全部正确，我们一定要善学人家的东西。讲到这里，蒙教授很自然地转向了蒙文通先生，认为蒙先生善学廖季平先生，他主要是学廖先生经学一变之说，总的来看，蒙先生之于廖季平先生，有接受，有扬弃，更有发展。

蒙教授指出：文通先生讲经学，是廖季平先生的框架，但有一系列重要发展，表现在：一是提出了一个经学体系，着重讲内圣外王之学，他的《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主要是谈内圣；《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主要是讲外王。蒙先生讲内圣是拉通了来讲的，自认为理学是他最深的学问。蒙先生讲内圣之学是自成一家的，受到诸如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肯定，对廖先生的天学做了补充。二是提出了一个经学的宗旨。廖先生提出“素王改制”，晚年谈革命，可说是飞跃。蒙先生接着廖先生讲，认为儒家是主张革命的，是为兆民的，《孔子与经文学》一文是他经学的总结之作。三是指出汉代今文学家有一整套的理想即“一王大法”，具体体现为井田、辟雍、封禅、明堂、巡狩，这些都是今文学家的理想，是对人类平等思想的一种追求，是社会发展的方向。这虽说与廖先生的改制说有关，但提法已不一样。廖先生从经学到经学，蒙先生则由经学而史学，他是在结合社会历史的情况提出来的，对廖先生的思想有所扬弃，有所发展。四是提出了经学的一个定义，认为经学就是经学，非文非史非哲，是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指导者也。这一定义与时下一些讲法不一样，至今没有过时，是有生命力的提法。总之，文通先生数十年来浸淫于孔子和经学，功夫很深，确实有一种深厚的情结。

在答问环节，蒙默教授还谈到经学的整体性问题，并论及孔子与中国文化、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新儒家（如贺麟、唐君毅、冯友兰等）、知识与思想以及胡适、钱穆等。部分内容来源于口耳相传，弥足珍贵。

蒙默教授以八十八岁之高龄，讲座长达三小时，其内容之饱满，条理之清晰，逻辑之严密，新见之突出，无不令与会听众感动万分，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慨。我们衷心祝愿蒙教授健康长寿，阖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