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四川大学工作站“欧洲人类学”系列讲座之一：由“技术”路径研究“欧洲”
发布日期：2015-04-07 作者：管理员来源：
3月30日下午，玛雅•佩特罗维奇-斯蒂格（Dr. Maja Petrović-Šteger）博士于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第二教学楼202室，向我校师生进行“人类学系列讲座”的首场讲演：“由‘技术’路径研究‘欧洲’” ——欧洲人类学。
玛雅博士之后讲到本次讲演的目的在于，通过审视各种用以催生想象以及产生“新欧洲”身份的 “技术”（technology），探讨“欧洲一体化”（Europeanization）内部存在的一系列张力冲突（包括：多元文化、语言、政治关系、宗教心态、对历史的认知、与非欧洲世界的联系等。）与“欧洲一体化”（Europeanization）实际的程度与规模。
玛雅博士从研究“欧洲一体化”（Europeanization）“技术”措施的多部学术成果及最新动态切入讲座主题。
首先介绍了Andrew Barry所著的“Political Machines”一书，对其将“欧洲一体化”政策（policy）置于诸“技术”手段的中心地位，政治整合计划着“技术区”（technozone）、技术设备与应用、技术标准的协调，堪称系统之上的系统。
同时介绍了Eve Darian Smith所著的“Bridging Divides：The Channel Tunnel and English Legal Identity in the New Europe”。通过描述和分析上世纪80-90年代间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的修建以及在此过程中英国朝野的心态发展历程以呈现英国在面临“欧洲一体化”时的复杂态度：一方面，海底隧道的修筑极大地促进了现实中英国与欧洲大陆社会、政治、经济的整合，这是启蒙运动以来提倡的科技、理性、进步等价值得以落实的高潮；另一方面，英国人则将该工程视为对其独特“英国性”（Englishness）的巨大挑战。英吉利海底隧道的竣工，在实现有形沟通的同时，不自觉地激起了两种截然不同（包括：民族的、地域的与地区的等层面）的集体心态的新对立：也就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对立。
而“Crimes of Peace: Mediterranean Migrations and the World’s Deadliest Border”(Maurizio Albahari)的一书的作者，通过追问意大利漫长的地中海海岸线何以成为全世界最为致命的边境线这一问题，反思当代“欧洲一体化”下的道德伦理困境以及“技术”手段（包括：电子边境线、猎食者无人机、申根信息系统、Mobix反偷渡卡车等）在“欧洲一体化”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技术”措施（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逐渐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道德理想”，开始成为界定各欧盟成员国公民“民主公民”（democratic citizenry）身份的更隐性而高效的“新铁幕”（new electronic curtain）。
Etienne Balibar的“We the People of Europe”一书则主要强调“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同时包含着两大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是“种族隔离”（apartheid）的新形式，即在政治上与权利上歧视非成员国，在经济上吸纳非成员国；另一方面则是对主权、公民权与政治归属等关键概念的重新思考、定义与整合。
就前一种趋势，玛雅博士介绍了“Standards and Person-Making in East Central Europe”（Elizabeth Dunn）。该书主要讲述欧盟在新进成员国推行一整套和谐一致（harmonized）的行业标准、法规、准则，以求依靠隐性的市场力量，潜移默化地将新进成员国的有形经济结构进行转变，而整合成“欧洲一体化”经济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则是以求依靠“标准化”进程（standardization）重新构建新进成员国的价值、心态认同与身份归属。该书以波兰的食品加工行业为例，波兰的食品加工业不得不采用欧盟规定的习惯法（common law）、生产标准、经营模式、公司结构、融资模式进行转型，形成所谓的“技术专区”（technozone）。而波兰三分之二的食品公司却在这一转型中破产倒闭，可谓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相反，外资公司得到蜂拥而入，占据了波兰食品行业主要的市场份额。由此可见，欧盟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在重新构建“欧洲一体化”的新秩序中，本身就蕴含着经济上与身份上的排斥性与不平等。
而就后一种趋势，玛雅博士介绍了“Boundaries at Work: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Belonging on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Stacia Zabusky)。该书通过观察欧洲航天局中各成员国工作人员在日常生活中对语言的使用情况，从而研究“语言”（language）作为一种“技术”措施，在“欧洲一体化”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作人员倾向于在恰当的语境下，使用不同国家的语言，而非单一的工作语言（如：英语）。这一行为不涉及民族性，而是涉及到具体而恰当的语境与设想个人是“欧洲一体化”成员的基础心态。“语言”在整合欧盟各成员国民众的心态上，起到了一种很微妙的作用：既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共性，亦能避免冒犯彼此的差异。
玛雅博士透过对各种相关研究成果的不同研究侧面、切入点、问题以及研究理路的梳理，展示了“新‘技术’（尤其是信息与通讯技术）措施及其连带的法律与政策手段，在界定‘新欧洲’边界问题上所起的主导作用，以及“技术”如何提升了对‘优质治理’(good governance)诸原则（如：开放性、参与性、负责任、高效、政策连贯）的认同”；同时指出：“技术”措施——作为具有“实在”边界和兼具“象征”边界特征——在当今“欧洲一体化”议题下的公民身份认同、外来移民、新进成员国的融入等诸多问题中，发挥着日益独立与重要的作用。
讲演结束后，玛雅博士与到场的听众，就“‘技术’手段如何在中国、亚洲等不同语境下发挥效用？”、“欧盟本身是否就是一个开启‘优质治理’新可能性的结构与想象的‘技术’手段”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