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四川大学工作站“欧洲人类学”系列讲座之二：由“身体”路径思考“欧洲”
发布日期：2015-04-07 作者：管理员来源：
4月1日下午，玛雅博士在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111室，向到场听众做了题为“由‘身体’路径思考‘欧洲’”的讲演。此次讲演亦是由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四川大学工作站举办的第二期“人类学系列讲座”的第二场。继上场讲演“由‘技术’路径研究‘欧洲’”后，本场讲演的主题是：由一系列整合与排斥的“技术”措施，重新衡量“欧洲一体化”语境下有关“身体”（body）概念。整场讲演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从“生物社会性”（biosociality）角度出发，思考在欧洲不同民族国家语境下，不同民族国家对自身集体身份认同的差异性；其二是从欧盟公民的“实际身体”（actual body）角度出发，思考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作为一种表征的“身体”的内涵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生物公民身份”（biological citizenship）的讨论。以下是讲演的内容概述。
针对身体的“生物社会性”，玛雅博士着重介绍了“French DNA”一书及其研究的案例，该书通过追问法国政府叫停本国研究中心（CEPH）与美国制药巨头合作的生物科技项目的缘由，集中讨论了隐藏于该事件背后的两国对“血液”（blood）所持的完全相异的伦理观：法国人主要从价值层面看待血液，认为血意味着高贵的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以及博爱精神的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而美国则把血液当作可以产业化运作（industrial enterprise）的商品，从商业层面上，把血液通过产业化运作带来更大规模的公共福祉（public health）。
另一个不同的例子是”The Iceland Controversy: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Market of Civic Virtue”。该书追溯了冰岛政府委托一家海外公司建立包含全冰岛人就医记录、基因信息与族谱的“卫生部数据库”（Health Sector Database）所引起的长达九月的全民有关“伦理辩论”（ethical debates）。与法国的前例不同是，冰岛辩论关注的焦点不在于是否支持生物基因的发展；而在于何种程度上，该数据库的使用不能侵犯公民隐私（privacy）的问题。
而“Bar-coded Children: an exploration of issues around the inclusion of children on the England and Wales National DNA database”一书讲述了英国政府投资建立了预防犯罪并具有法律效应的基因数据库，该基因库涉及社会控制与监控（control and surveillance），却在英国国内没有激起任何规模性的公共辩论，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法国与冰岛的前例。更有甚者，爱沙尼亚所进行的“人类研究法案”（Human Research Act），支持包含全爱沙尼亚基因信息数据库的建立，甚至成为了加入欧盟的关键筹码。
由上述法国、冰岛、英国和爱沙尼亚的例子，可见，虽然都是欧洲国家，但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理念、历史传统与自我认知的象征等的不同，形塑了对生物基因科技相异的伦理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生物医学问题（biomedical）亦由此转换为生物伦理（bioehical）问题。
而作为生物性的“实际身体”（actual bodies），也逐渐演变为一种“权力与真相的证据”（the evidence of power and truth），也即所谓“生物公民身份”（biological citizenship）。
玛雅博士介绍了“The Truth from the Body”一书，该书讲述了非法移民、政治难民，如何将“身体”作为获取居留权、公民身份以及获得公共福利等政治资源（political resource）的证据。一些人非欧洲人为了获得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居留权，以“身体”遭受迫害或者伤害作为寻求政治庇护的原因及证明。
而“Fertility politics as Social Viagra”一书则探讨了意大利的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在人口自然增长呈现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如何将女性的“身体”作为一种伟大的生育载体的形象进行宣传。把女性“身体”置于西方与其他世界被建构、被谈判、被延续的边界上的关键位置。其他世界的女性移民若是想融入西方，则须将其“身体”作为伟大的生育载体使用。而在“Muslim Women，Croatian Women，Serbian Women，Albanian Women ...” （Kresic）一文中，女性“身体”则又被作为在战争中受折磨、受痛苦的形象，成为民族象征（national symbolic）与民族价值（national value）的载体。
当“身体”以遗体（human remains）的形象出现，对“后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时期受到瞻仰的革命者遗体的遣返，是“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一书所讲述的主要内容，探讨了在“传统”与“现代性”的不同语境下，作为“隐喻象征”与“实践载体”的遗体，在重构政治秩序、统治合法性、情感投射、集体记忆、身份认同与历史叙事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对于“Life Exposed：Biological Citizens after Chernobyl”一书提出的“生物公民身份”（biological citizenship）这一概念，则是身体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该书探讨了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受难者，依据其受伤害的“生物性身体”（biological bodies），有权利向政府索要相关的生物医药资源、科学知识、社会平等与基本人权，以规制、抵制、减轻对公共健康的各种威胁。而在“Biological Citizenship”（Nicholas Rose & Carlos Novas）一文中，作者更是将“生物公民身份”这一概念的第一维度定义为：政府有义务向公众提供有关生物科技知识的教育。而“生物公民身份”具有个人与集体两个层面：个人-个体根据其对自己“身体”的知识来形塑与其自身的关系；集体-一种基于医药、科技与法规层面的社会福利形式，该种形式须承认个体的生物性伤害，并对之进行政府赔偿。“生物公民身份”不仅是某种生物科技与通讯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公民身份”（citizenship）与“人格”（personhood）概念的内在诉求。
透过已有各种对于“身体”生物性及社会性研究著述的介绍，玛雅博士最后指出：“今日，欧洲人正在形塑一种涉及其‘身体’的新关系，它包括如何理解、判断、行动以及重新想象对其后代、亲属、共同体中的其他公民、社区与社会的责任。而人类学家的兴趣就在于，追踪欧洲/全球范围内，因基因技术激起的各种公共讨论与文化敏感性，以及考察在这些现象背后所折射的人们有关其权利与义务的预设与生物技术进步的深层矛盾。”
为加深对演讲内容的理解，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玉珠措姆副教授对演讲内容进行了概要性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