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9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四期）”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成都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5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事之邻：六朝墓葬与历史文化”，旨在从六朝墓葬出发，在广泛的历史联系中讨论六朝时期政治、社会、文化、艺术以及宗教信仰等问题。本期沙龙延续此前的方式，五位报告者先做专题报告，在场师生紧接着围绕报告内容展开讨论。活动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半场，共持续约8个小时。

沙龙海报

活动一开始，沙龙召集者和主持人王煜副教授首先就本期沙龙主题进行了介绍和说明，并报告了对沙龙未来发展方向的想法。他首先提到“观事之邻”一词与本系列沙龙第一期的“观水之澜”，皆出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坛名宿蒙文通先生《治学杂语》中谈到的治学思想，为蒙先生治史的两种维度，在横向的一面而言，蒙先生提出“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同一时代之事，必有其“一贯而不可分离者”，要求在广泛的历史联系中提出和研讨相关的历史问题；从纵的一面而言，蒙先生据孟子所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提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要求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中提出和研讨问题。今年四期的沙龙皆用“观”字作为主题，而一头一尾正呼应蒙先生的这两种治学维度，是本系列沙龙在学术旨趣和追求上的有意设计。

李映福副院长出席沙龙

王煜副教授主持沙龙

本次沙龙具体的主题是六朝墓葬与历史文化，墓葬并非脱离历史背景而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孤立事物，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密切联系而相互动的一种文化遗产和文化结合体，墓葬的研究也应该与上述领域的研究相互发明甚至相互结合而共同深化，最终提出和研讨历史问题。南京是六朝考古的中心，故本次沙龙邀请了三位南京地区的学者来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但六朝考古不单单是一个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也是历史时期考古中的重要时段，在历史时期考古领域颇有建树与特色的四川大学过去对六朝考古的关注可能较少，故有必要举办此类主题的沙龙，来激发长江上游地区学者、学生对六朝考古的兴趣。也希望长江下游的学者关注上游的材料和问题，促进“江头”、“江尾”的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王煜副教授幽默地以“王濬楼船下益州”和“桓温伐蜀”作比，希望上下游学者以及其他地区的学者，未来在共同的历史考古理念下对六朝考古相关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

接下来，王煜副教授对沙龙未来发展的方向做出展望。他希望以后每一期有资深学者，有青年学者，更有青年研究生，形成一种老带新、新带更新的纵向互动；另一方面，每一期又有外地、外校的学者，也有本地、本校的学者，形成一种地区之间的横向互动。也鼓励青年研究生积极参与进来，并具体介绍了参与的方式和遴选机制。

张学锋教授报告

上午首先由来自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学锋教授作名为《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与葬地》的主题报告。张学锋教授首先介绍了该报告为中、日、韩三国学者联合申报的课题《古代东亚的都城空间与葬地》中他承担的建康城部分的阶段成果，并简要说明了该课题的计划和进展。在“都城圈”和“都城圈社会”的两个认识的基础上，张老师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对孙吴建都前后不同时期建康城（孙吴前称秣陵，孙吴时称建业）的都城位置、县邑位置、人口分布、葬地分布等问题做出了阐释。

在介绍都城时，他重点提到了吴都建业中各宫殿未布局在一个完整的宫殿区，分布在不同的空间的“多宫制”做法，与曹魏以后将宫殿统一放到中轴线北端的作法，有很大的不同，是完全继承了汉朝的传统，与孙吴文化、学术、墓葬等一样，缺乏一种创新。而讲到墓葬时，根据对各时期墓葬形制的类型学考察，张老师认为，从汉末到西晋时期，江南地区墓葬的变化与中原地区非常相似，呈现了一种亦步亦趋而滞后一拍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与北人南渡和江南地区逐步开发的历史背景是总体吻合的。

随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煜副教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易力博士、成都博物院方圆远老师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王煜副教授首先针对张老师报告中的历史背景发言。他认为三国时期，东南地区的吴国与其他两个国家一样，都具有统一的政治意识与愿景，与之后偏安一隅的南朝有着较大的不同，这些都能从张老师所讲内容中体现出来。他强调，一直以来认为汉代是个伟大的时期，不仅仅是因为其军事实力和疆域面积，更是因为其文化软实力，比如墓葬文化，汉亡后依然被吴国所继承下来，虽有一时的扬弃，但后来更长时间是在被追述、被“找回”（虽然已面目全非），这也在一个较为隐性的方面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发展和最后隋唐统一文化的形成。而六朝正是这个从汉到唐的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中不仅墓葬文化在发生变化，都城制度也基本同时地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而与这些考古学观察到的变化一起变化着的还有政治、制度、宗教、社会等各方各面。它们应该是一个广泛联系的有机体，个案的研究是有可能管窥到这个有机体的过程的，张学锋教授的报告为我们理解这一背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易力博士提到，他在对蜀汉成都城的研究中发现，成都城的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相对较少，张学锋老师关于都城与葬地的报告为研究此类城市考古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实例。随后他就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联系“都城圈”和“都城圈社会”的具体概念与张学锋老师进行了探讨。并在中场休息前，向在座师生报告了他在成都城市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建康风格遗迹遗物。

易力博士发言

与易力博士一同从事蜀汉成都城研究的方圆远老师提出了两个认识，一是两晋到隋唐的成都墓葬较少，与同时期南京情况相似；二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以某一类器物比如瓷器的密集程度来观察遗址居民的分布、数量、文化交流等情况，但这类工作仍处于探索之中，其可信度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明。她还就工作中涉及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与张学锋教授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陈大海博士报告

上午第二场报告是由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的陈大海博士带来的《南京张府仓六朝家族墓的发掘及墓主试探》。在系统介绍了两座南京地区发掘的砖室墓的地理位置、墓葬形制、随葬品情况等基本信息后，根据墓葬纪年砖判断左右并列的两座墓葬均为多次营修并最终形成的前、中、后“三室墓”，两座墓葬共埋葬5人。又鉴于墓葬出土了完整成套的蝉纹金珰，判断其墓葬的家族等级很高。在梳理文献记载后，陈大海博士认为该家族墓地为东晋初年名士、江南士族代表纪瞻的家族墓地。史书所载纪氏家族的5位名人死亡年代正好与墓葬屡次营修的年代高度吻合。据此对照出的各墓主的下葬位置也符合中国古代“昭穆制度”排列方法，以纪瞻的祖父纪亮为先祖，纪瞻及兄纪孚附葬入其墓，纪瞻父纪陟与纪瞻孙纪友按昭穆葬法依次葬在旁边的另一个墓地。其中纪友由于纪瞻二子早亡，故以长孙隔代直接继承世袭，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情况。他特地分析了一些后世文献中对纪瞻墓位置记载的错误原因，并在勘误中更好地认识了纪瞻墓的位置。

随后，张学锋教授、王煜副教授、四川省考古所李飞博士、四川大学金弘翔同学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王煜副教授首先谈到，考证墓主人是一项极为综合的研究，在没有墓志等遗物明确记载墓主人身份的情况下，提出一种完全符合考古发现线索和当时、后世文献记载的排他性学术结论是很困难的。但只要考古发现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线索，在大的时空框架和历史背景下，综合分析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做出能自圆其说且具有较高说服力的学术推断，就值得赞赏并学习。陈大海博士的报告给予了川大师生以这种探索方法的启发。

随后他与陈大海博士就此墓的特殊性展开了讨论。陈大海博士认为，天津鲜于璜墓虽然在形制上与其相似，但其做法和理念应该与南京张府仓六朝家族墓有所区别。张学锋教授也参与了讨论，补充了一则暂未发表的材料，与张府仓六朝家族墓的附葬类似，但是否也为“昭穆制度”附葬尚待进一步研究。

李飞博士发言

李飞博士就文献记载的丰富程度是否足以支撑墓主人的考证与陈大海博士展开了讨论。他认为，文献记载并不一定完全涵盖了纪氏的所有人，只将文献记载中这些官员、名人纳入“昭穆制度”排列可能会造成遗漏。陈大海博士就报告中因时间问题略谈的一些考证步骤与李飞博士进行了讨论。

金弘翔同学谈到，考古发现的东晋时期建康地区北来士人的墓葬形制与陈大海博士本次讲到的本地乡族有很大的不同。但建康以外地区的北来士人已经开始采用了乡族的墓葬形制，这部分甚至包括已经官至散骑常侍的孟府君和谢琰，说明不仅是过去认为的中下层士族依附于地方豪族，上层士族可能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陈大海博士认为，地方对自己的墓葬特色，即使“建康模式”完全确立以后也在坚持，而士族依附这种情况，文献中也确实有很多记载。

金弘翔同学报告

下午一开场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金弘翔同学作题为《南京地区东晋门阀士族墓地的选址试析——兼谈谢鲲墓的选址》的报告。他认为，东晋门阀士族墓地的选址是在当时盛行的“归葬”习俗因东晋南渡而被迫转变为“归葬京城”这一大背景下，各家族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地位和文化传统做出的选择。正常情况下选址原因大致可以分为陪葬皇陵、归葬侨置郡县、融入当地三种。而谢鲲选墓址于建康，并非一种正常的墓葬选址，包含了很大的政治倾向，可能是为其子能在建康立足所作出的决定。并简要分析了北来士人坚持自己传统的原因即东晋礼制的制定者是代表北方士人利益的士人。

随后，张学锋教授、李映福教授、王煜副教授、陈大海博士、许志强博士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王煜副教授就门阀士族政治的研究发表了意见。他认为，门阀士族政治的研究在历史学界是个老问题，门阀士族以血缘家族为纽带联系，其以血缘家族为基础建造的家族墓地便成为一个很好的切入口。通过此话题，考古学可以加入历史学的相关讨论中去。

张学锋教授对报告中部分文献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文中部分文献对观点的说明力过低，他分析了这些文献使用存在的问题，给予后辈学生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同时他也认为，所谓“外地人做学问”会面临困难，这种现象的产生往往是因为这些人缺乏一些地区共识问题的认识，导致某些不需要讨论的共识问题花了较多时间考证。

李映福教授发言

李映福教授认为葬地选址问题是个很有趣的选题，从葬地的选址切入能涉及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不同的邻域，希望年轻人能坚持做下去。随后他谈到，考古研究中文献的使用分为三种，一种是直接证明观点的材料，一种是间接证明观点的材料，一种是无关而需要逻辑推理得出观点的材料，这三种材料的运用，应在研究中有分别地进行选择和使用。

许志强博士就报告中提到的东晋早期墓葬的形制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东晋早期北来士人认为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回归旧土，这点可能也会影响到墓葬的选址。而后归乡无望，于是便有了早上沙龙时提到的建康模式的形成。

随后，陈大海博士就谢琰墓主郡望问题与金弘翔同学进行了简短的意见交换。

许志强博士报告

下午第二位报告者——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的许志强博士开始了他关于《南京狮子冲南朝大墓的发掘与研究》的报告。在系统介绍了南京狮子冲两座南朝大墓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墓葬形制、随葬品情况等基本信息后，综合陵前石刻、墓葬形制规模、出土纪年砖及文献记载，他认为狮子冲M1墓主应为梁昭明太子萧统，M2墓主为其生母丁贵嫔，并在之后的报告中结合文献详细考证了南朝时期的“母子同陵”以及“长子位”的问题。随后他详细介绍了出土的“羽人戏虎”、“羽人戏龙”、“竹林七贤”等拼镶砖画，并结合之前的考古发现，探讨归纳了南朝特大型墓葬内的拼镶砖画各题材的分布方位。在此基础上，他系统梳理了迄今为止出土的所有南朝“竹林七贤”拼镶砖画，尝试探讨各画之间的关系及榜题错刻的发生阶段等问题。最后，他又简要介绍了丁贵嫔墓前发现的砖砌祭台，并探讨了南朝时期皇室谒陵与平民墓祭的相关问题。

随后，李映福教授、张学锋教授、王煜副教授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王煜副教授就南朝大墓的时间序列问题展开讨论。他认为，狮子冲大墓发现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南朝大墓中为数不多有纪年的墓葬，这对南朝大墓的时间序列问题的解决帮助很大。考古类型学、地层学可能无法解决在比较短的时间段内的一系列高等级墓葬的年代问题，这是就需要引入其他的方法。从出土“竹林七贤”拼镶砖画入手是个值得尝试的方向，从图像系统完善等因素考虑，之前年代争议很大的宫山大墓的年代可能比狮子冲大墓的年代略早，南朝高等级墓葬的序列问题实际上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随后他又与许志强博士就墓祭问题展开讨论。他认为，墓祭作为一种制度，从汉明帝开始，场所在墓上的建筑，而由于横穴多室墓的发展，在墓室中也逐渐发展了祭祀空间。从曹魏开始墓上建筑暂时消失，墓室内祭祀空间的作用加强，南北朝时对“汉制”的“回归”，墓上设施重新出现，墓内祭祀空间也相应有一部分外移。丁贵嫔墓前发现的砖砌祭台，可能就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这牵扯到了墓葬制度中“晋制”的相关问题。

李映福教授十分谦虚地表示了自己不熟悉类似材料，就“竹林七贤”榜题错刻为故意还是无意这个问题向许志强博士请教，并提出这些画像砖的制作中是否有政府统一管理及管理程度的问题。许志强博士举例“阮籍”和“阮步兵”榜题同时出现在一幅“竹林七贤”中，认为错刻是无意的，他猜测原因可能是当时的人可能更在意这七个人以及其背后的理念而不在意具体是谁，当然也不排除制作时管理疏忽所致。

张学锋教授也参加了讨论，认为李映福教授的提问为许志强博士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并就祭台询问了相关具体的发掘情况。

莫阳博士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莫阳博士带来的报告《重构传统：南朝陵墓石刻再思》为沙龙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在系统梳理南朝陵墓石刻材料后，认为南朝地表石刻与地下的壁画有一种整体设计，在整体姿态上形成一种沿神道镜像对称的视觉效果，而从拼镶砖对称的技术较繁复可看出镜像对称是刻意追求而非技术简省。通过梳理文献和考古发现，莫阳博士认为出于政治正统的争夺，南朝与北朝的石刻都出现了一种对东晋“不树不封”制度的决裂，以及复兴汉代墓葬制度的倾向。而由于北朝占有北方，北魏牵都洛阳后占据了东汉帝陵的视觉资源，因此可以有效的效仿。而南朝偏安一隅，无法看到帝陵真容，只能根据其能看见的汉代高等级墓葬的做法，创立了南朝陵墓石刻的体系。

随后，张学锋教授、王煜副教授、金弘翔同学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王煜副教授首先从考古学与美术史互相借鉴的角度发言，认为每次聆听美术史的报告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值得考古学工作者学习借鉴。过去考虑南朝陵墓石刻，往往过多关注南朝对汉代的继承与改造，而很少去考虑南朝对汉代的继承与改造的对象实际上搞错了，这点莫阳博士通过美术史视觉资源占有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具有很大启发。而过去对于“晋制”的问题，更多关注的是墓室，而且多是一种静态的特点归纳，现在看来“晋制”本身更可能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其中墓道、神道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而且北朝的情况，也应该纳入一同考虑。

张学锋教授就一直以来认为西晋墓葬“不树不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文献记载中西晋帝陵前有“标”，这一类东西可能在树和封之间的一类的东西。莫阳博士则认为，“不树不封”不意味着在地表什么都不建，而是与汉代相比，相对节俭。随后两人就神道的出现及其与其他墓祭建筑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金弘翔同学就南朝墓葬中的新元素体现的正统性与莫阳博士展开了讨论。他提出，南朝墓葬出现的新元素可能是将佛教中阿育王信仰的相关物件引入了墓葬，而此时阿育王信仰在南朝已经不单单是佛教信仰，已经是国家正统和受命于天的信仰，与过去九鼎、麟等祥瑞性质一致，其被引入墓葬正是体现了莫阳博士所谈正统性。

沙龙现场

参与沙龙的学生

沙龙的最后，沙龙召集者和主持人王煜副教授再次发言，对本次沙龙进行了总结。首先他再次感谢了自北京、南京远道而来的四位学者，为川大师生奉献了精彩的报告，也同时感谢了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巍院长、李映福副院长为代表的院领导对青年沙龙的关心和支持。他谈到，严重的雾霾无法抵挡与会师生学者对六朝考古的热情，作为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两个历史时期考古的重镇，成都与南京的学者进行深入的交流，这是本次沙龙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关于沙龙内容，王煜老师总结到，本次沙龙各报告从六朝墓葬的考古材料出发，探讨到了当时人的思想深处，比如如何建设都城，怎样排列家族墓地，葬地的选择是否有其政治诉求，以及墓主、造墓人的活动。而要探究这类问题，就要对中古时期的墓葬制度、都城制度、舆服制度、礼仪制度、政治背景、官职、历史地理等问题及其前代的相关问题等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这是六朝考古作为历史时期考古的“中段”向研究者提出的一个要求，也是深入研究六朝考古具体问题的一个基本点。

王煜副教授总结发言

随后王煜老师站在长江上游学者的立场上总结道，上游学者在此次沙龙中领略到了六朝考古各个方面的魅力，也看到了过去并不太关注的一类问题比如建康城、扬州城等城市考古的研究，过去我们过于关注墓葬的问题，但墓葬、城市城镇、宗教三大问题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一个都不应该落下，它们之间是密切联系并相互动的，要想将墓葬研究推向更为深远的层次也需要对这些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关注的讨论。真正领会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一语的精粹。从沙龙讨论反映出的研究旨趣和方法来看，地理上的阻隔并没有影响上、下游在历史时期考古方法的通性，都是从考古材料出发，联系文献，最终解决历史问题。在这种共同的方法论指导下，南京地区发掘的王侯一级墓葬乃至帝陵所出土的金银器、玉器、漆器、拼镶砖画等遗物，必将吸引更多长江上游的学者、学生去关注和研究。在这过程中，长江上游学者向长江下游的学者学习，与长江下游的学者讨论，从本次沙龙开始，形成更加良性的学术交流氛围，从而共同促进六朝考古研究的前进。

最后，他公布了明年沙龙的大致选题，鼓励青年研究生们积极参与，通过论文遴选机制，参与到沙龙活动中来，为活动注入更为新鲜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