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4日晚19:00，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来我院进行一场题为《虚实之间：1942年河南大灾荒质疑（兼与电影1942对话）》的精彩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地点位于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5楼藏研所会议室，讲座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德英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原祖杰教授及众多师生到场聆听。江沛教授于2014年在《河南大学学报》上发表《“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年河南旱灾论述》一文，在综合史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救灾过程进行重新梳理，并提出如何认识死亡人数、评价国民政府救灾措施等问题。这次江沛教授来我院开展讲座，又有不少新的论述和思考。讲座内容归纳为以下六个部分：

一、 历史与艺术的对话，从电影《一九四二》讲起

讲座一开始，江沛教授谈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著作，都很少提到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历史，但2012年电影《一九四二》上映，掀起了学术界、舆论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刻关注，也促使历史学界对历史书写的反思。同时，江沛教授强调，由于史学家缺位，艺术家界入，电影带来的是虚实相间、真假参半的历史事实，亟需历史学的梳理。因此，这一讲座不仅在于史实梳理，也在于结合现实，进行反思。

二、 认识河南灾情的复杂性

江沛教授介绍，1942年夏秋至1943年春夏的河南大旱灾，涉及当时国统区、中共根据地及日占区河南省的80余个县，受灾民众数以百万计，灾民死亡人数约为三十万人。江沛教授指出，我们应当对这一民族战争背景下的苦难有清晰的认识，于是向大家介绍了灾情的成因及复杂性、灾情的蔓延、各地灾情的表现的情况。1942年河南灾荒以旱灾为主，也兼有风灾、雹灾、蝗灾，少数县还受特大暴雨的侵袭，加上当年收成不好，因此1943年的春荒最为难熬。江沛教授结合台湾总统府档案中河南省及战区各官员呈送蒋介石的报灾电报指出，河南省政府尽管存在有夸大灾情并延迟上报的情况，但这种延迟只有一个月。江沛教授结合《河南省二十一年度各县灾情图》及《1942年河南境内日占区示意图》指出，灾情并非依照行政区域蔓延。同时，由于陇海铁路以东主要为日占区，河南省的救灾工作属于“三面断绝”的状态，救灾粮只能通过火车从陕西运进来。结合河南省各地受灾的情况，江沛教授指出灾情发生的情况首先表现在食物链的扩张：由玉米、红薯到草根、树皮等。另一个情况就是发生暴力抢劫、粮价飞涨、弃婴、出卖子女、地价大降、大规模逃荒等现象。同时，江沛教授称，人相食的情况仅是极少数，不可夸大。

三、 灾情的成因及加重：战争、抗旱、征粮及交通断绝

江沛教授指出，1942年灾害的发生对整个社会中状态影响非常大。自然因素是造成河南灾害的首要原因，运输不便是灾荒形成的要因，而中日战争则是加重灾害的重要原因。战争期间，第一战区在河南有七十万驻军，后方供应不足，只能就地取粮，因此对七十万军队的供应也一直是河南省的沉重负担。江沛教授举例称，1937-1941年河南省征兵数为1343036人，居全国第一位，同时1941年起即连续征粮、灾荒，使得经济破败。兵、民、粮的矛盾是战争和灾害期间难以解决的难题，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曾说：“70万军人如果没有粮食，就是70万土匪！”。对此，江沛教授称，我们从民族国家的立场看待河南灾荒的成因，有很多难以破解这些现实难题的无奈。

四、 “人”：白修德、福尔曼、蒋鼎文、汤恩伯、李培基

缺少“人”的存在，历史研究也就缺少生动和精彩。在《一九四二》的电影中，我们了解到美国记者白修德对河南灾荒的亲历和报道，在江沛教授的介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别样的白修德。1939年，美国记者白修德受聘国民政府美国顾问团，负责对外报道，但他有虚假报道和“撒谎”的前科。1943年2月初，具有职业敏感的白修德在读到《大公报》对河南灾情的报导后，即与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一同进入河南采访。江沛教授结合史料和回忆录指出，白修德确实在进入河南的路上看到了很多受灾的情况，但他对整个灾情的了解有限，很多现场照片的实际拍摄者为福尔曼。因此白修德最后对灾情估算是不准确的。同时，江沛教授结合回忆录及蒋介石向我们介绍了作为河南省最高军事指挥官的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与副司令汤恩伯之间的矛盾，同时介绍了作为新任河南省省长的李培基的情况。江沛教授指出，历史人物有其复杂性，对其描述不应该简单地脸谱化和单一化。

五、 国民政府与救灾措施

江沛教授提出应该重新认识国民政府在河南灾害中的表现和作用。战时，部分省县谎报灾情以求减免征粮，此后国民政府时常要派人核实灾情，而在白修德报导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展开了主要的救灾工作。江沛教授分析灾害发生后，河南省刘真如、蒋鼎文、李培基等向蒋介石的申告，称河南省与国民政府间存在救灾博弈，双方意见存在分歧，因此对于灾荒材料的运用，一定要慎重进行比对，不能只用单方。江沛教授随后列举出河南省救灾的种种外援与自救措施，提出最重要的措施是河南省政府在1942年10月份之前用政府款项从山西购买了200万担二麦种子，监督农民播种。这为来年的粮食保证，奠定了重要基础。讲座中，江沛教授结合台北国史馆藏总统府档案中的《河南省灾害救济》指出，第一战区的国军驻军，存在大量捐助军粮给灾民的现象。江沛讲授称，驻军同当地百姓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相互帮助，相互扶持。这些资料存在于档案之中，大量回忆录如《荥阳文史资料》中也有关国军节粮的回忆，但历史研究中却很少提到。江沛教授同时指出，地方的救灾存在两面性，即有救灾系统不畅，账目混乱，贪污舞弊的现象，也有官员全力救灾，民众捐资救灾的表现。我们需充分认识历史细节的复杂层面。

六、 质疑与反思

江沛教授结合讲座的材料和分析，提出对长久以来人们所认为的河南灾荒中死亡数量的质疑。江沛教授指出，白修德300万死亡人数的估数不足为凭，其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相关档案分析，认为1944年7月河南省政府统计的82县死亡人数为28.8万的数字大致可靠。讲座的最后，江沛教授结合电影《一九四二》的内容与影响提出了对目前研究的反思，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若干思考。其中，江沛教授强调，一部反映史实的电影尽管属于艺术作品，允许虚构，但如果缺少历史责任感而对史实肆意修改，电影影响越大，问题也就越大。它会误导没有时间深入学习历史的民众，使其形成错误的记忆及史观。对此，江沛教授反思位于“虚实之间”的公共史学，强调历史学家不应只在象牙塔中进行研究，除了学术价值外，也应该发挥教育价值和公共推广的作用。同时，江沛教授还对历史学家史观与史识如何定位，历史史料如何对比辨别，历史的真相和复杂性如何研究以及中国政治社会的特征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反思。

江沛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引起了在座老师和同学们的共鸣，大家积极提问与江沛教授展开互动。最后，李德英教授进行总结，称历史学家不能不作为，任凭文学家或艺术家创造历史的“神话”，并以自己的研究为反思，提出历史学家应该主动承担抢救历史记忆的责任。同时，李德英教授还指出，以白修德的材料为例，我们应该努力鉴别回忆录、档案等史学材料的可靠性，提高对史料的阅读和解读能力。最后，李德英教授代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向江沛教授赠送了礼物，感谢他的精彩讲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