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每次在我们的历史时期考古青年沙龙上，我都会借这个机会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谈一点我自己的一些感想。今天我们这个沙龙的题目叫“观故于新：历史时期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我想在这里重点谈一谈考古发现与考古研究这个问题。

 

霍巍教授在沙龙上做主题发言

 

       大家知道，前不久“十大考古发现”刚刚公布，那么这些“十大考古发现”无疑都具有代表性，它们确实是我们众多的优秀的考古发现中的代表者，我们应该对他们表示祝贺。但是对很多没有当选甚至没有入围的众多考古发现而言，我想对他们说请不要灰心，为什么呢？因为怎么去认定考古发现的重大或者重要，它的价值和意义涉及到不同的标准也涉及到不同的人群，在这个全民关注考古的时代下还要考虑公众宣传等因素。当然，我们绝不会因为出土器物的宝贵精美就否定了石头、瓦罐的重要性，殷墟发掘中的甲骨文、青铜器、车马坑等固然很重要，但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也同样重要，对于学科本身和学术史来讲，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卡若遗址，童恩正先生当年领导汉藏考古学家们在青藏高原对这个原始遗址进行发掘，当时社会上对它的关注度就比较低，但是我们今天研究西藏古代文化的第一步就得从卡若遗址讲起，学术意义特别重大。这让我联想到今年有一个藏北的旧石器遗址，反映了三万年前人类已经登上西藏高原进行活动。这样的一个遗址也落选了，我们的发掘工作者多少有一些失望、有一些感慨。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对他们说不要紧，因为这是个全局性的问题，这涉及到人类对高海拔地区的征服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不管他入选还是没有入选，未来它的价值和意义都会进一步地体现，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特别强调，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民关注考古发现的时代，新的、重大的考古发现有着相当大的正面意义和积极意义，因为它使我们有了更高的民族自豪感，有更多的文化自信心，也带来了更多的例如旅游、当地的文化建设等新的受益，这些正面效益是应该肯定的。退一步讲，它至少让我们全民关注了考古学科，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我们学科的发展。但是我这里想提的第二点是，对于考古新发现，学术界和学者应该保持一个冷静和清醒的头脑，绝不要陷入重发现、轻研究的误区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任何所谓重要的或者重大的考古发现它固然可以催生或者引发重大的考古研究成果，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绝不能等同于考古研究的成果，两者之间我们不能画等号。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个情况，若干年前已经获得某些考古奖项的一些项目，以后没有下文了，它并没有产出重大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成为一个过眼云烟，昙花一现。另外，考古发现是资料的获取，考古研究是诠释和认知，所以重大与否，这和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评判能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再者，我们不可否认考古发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可选择性，但是考古研究则不然，一旦认定了研究对象，它就具有必然性和可选择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严肃的、科学的、踏实的考古研究以及其产出的重大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非常不易，至少我们可以说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同等重要。我打一个比方，好比这是一次隆重的婚庆典礼，考古发现好比结婚大典，你嫁了个好人家，大家都对你表示祝贺，婚礼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真正你将来过日子，能不能让这个家庭百年好合、持之以恒，我们还要看你的后续的努力。办过隆重婚礼的不一定就有美满的婚姻，反之有些根本没有举办过婚礼的，他们后来的生活十分幸福融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考古发现只有和问题相结合从而引发深入的考古研究才能真正体现它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什么是考古研究？我想要阐述我的另一个观点：考古研究就是一个连续体和断裂体之间的衔接的问题。人类社会走过的历程，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连续体，但是我们任何考古发现，哪怕它微小也罢，重大也罢，它都是断裂体，我们如果要在断裂体之间和这个连续体去寻求支撑点和连接点，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我个人认为非常不容易。

       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说我们把整个中国古代的陵墓制度史作为一个整体，一个连续体，考古材料的这些点都是断裂体，要把这个断裂体放到这个连续体当中，我刚才说一是要找到它的连接点，二是要找到它的支撑点，我们才能真正把中国陵寝制度和中国墓葬制度的线条理顺，这还有个相当长的过程。大家都读过杨宽先生的《中国陵寝制度史》，他提了很多想法，但现在我们回过头看，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不少断裂体跟连续体之间支撑点不够的地方，支撑点不够，连接点就是松散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考古材料来寻求这样的支撑点、连接点。俞伟超先生提出的周制、汉制、晋制的设想，老先生没有时间把它全部完成，把他的整体构想给表述出来，但我们能够领会到，他已经看到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个连续体当中的变化的节点，这个是非常高明的。就像我们川大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所引述的那样：“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整理者按：蒙文通先生的《治学杂语》中说：“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其中他讲这个“观水”就是要善于在它的转折中看到这条河流的流动变化，我们把这个转折点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个连续体当中有很多要素就丰满起来了。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涉及到比较细致的个案研究，需要我们去一一解答，并放在大背景下去考虑。如果我们能把精力真正转移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做好我们非常扎实的科学研究，我想才是一种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东西。

        我的老师张勋燎先生曾经讲考古研究有四个层次，结合今天这个题目，我们还得要重新来认识一下。新材料带来新问题当然是最好的，用新材料解决旧的问题也非常好，再者，旧的问题因为新发现的材料，使我们能够对它进行重新的回顾与反思又何妨不可？旧的材料中如果能提出新的问题，发展出新的研究，也是特别具有水平的。我们最应该回避的是那种既无新材料，又没有带来新问题的一些堆砌式的、重复性的研究。直到今天，我仍然赞同这样一种我们对我们研究层理的追求。回到“观故于新”这个题目来讲，那就是新也好、故也好，我们说到底是要怎么去做好发现与研究之间的这种衔接。而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我们这个沙龙能够持之以恒，能够吸引这么多国内外的优秀的专家学者予以关注、予以支持的最重要的动力。我们今天请来的五位嘉宾都分别来自高校和考古第一线，大家共同持有王煜老师刚才说到的多元、分享、合作、共赢这样的一个理念走进川大，和我们的研究者共聚一堂来分享他们的新发现，来展示他们的新探索和新思路，我觉得这就预示了中国考古学将会别开生面。这非常重要。我就发表这么点感想，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