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墓葬分为墓道、甬道、前室、过洞和后室等五部分，前室残存一些壁画、后室棺底有“凹”字形支垫和墓砖戳印。共出土文物400余件，包括陶器、铁器、铜器、漆木器和少量玉石器、骨器等。另外出土刻铭石牌253块，碎片若干。墓葬中还发现有少量动物骨骼和贝类。王老师将刻铭石牌上的文字和墓室中的出土器物进行对照，提出石牌记录物品的材质可分为金、银、铁、陶、漆木、玉石、象牙、骨角、贝类、珊瑚和丝织类等，所记录物品的功用大致可分为衣衾类、器用类、食物类、丧仪类。以器用类最多，衣衾类次之，食物类和丧仪类较少，部分石牌记录器物性质暂时不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他还提出M1出土了石圭、石璧的礼器组合和云母犊车，认为这些出土的遗物代表了墓主人的特有的身份，与墓葬的规模结构及其代表的制度是基本吻合的。王老师还提到M2虽然未经发掘，但是其形制与M1相似，并与M1东西一线排列，年代应该与M1接近，其所处地势最高，位于陵区最东侧，规模在3座墓葬中最大，已达帝陵级别，应为陵区内最主要的墓葬。M2与圜丘和都城之间的位置关系明显是经过宏观且严密的设计，并推测M2有可能为魏明帝曹叡之高平陵。M1墓主人应为曹魏时期的皇室成员，是高平陵的附葬墓。

        之后，王咸秋老师谈到了墓葬本体保护和利用问题。最后，王老师认为曹魏时期处于“汉制”到“晋制”的过渡时期，此前我们对曹魏时期的陵墓制度认识仍然是较为模糊的，通过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现在对洛阳地区高等级墓葬特征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第一，墓葬形制和建筑方式基本上沿用东汉时期大型墓葬的做法。第二，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均未发现封土痕迹，曹休墓和西朱村曹魏墓周边也未发现陵墓园建筑遗址，与文献中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不封不树”、不设陵寝的记载相符。第三，墓葬结构仍为东汉晚期常见的前后室结构，前室横置，但是与东汉晚期宽大的横前室墓不同，前室逐渐变方，墓室结构有趋于简化的趋势。第四，随葬品呈现出从东汉到西晋时期过渡性特点。

 

 

王咸秋

 

西朱村曹魏墓出土的琥珀串饰

 

       随后，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赵俊杰老师对后室棺底“凹”字形支垫提出疑问，王咸秋老师从支垫位置、间隔大小等方面进行了推断，认为应是合葬墓中的棺垫。两人还对曹魏时期墓葬的朝向问题交换了意见。

       霍巍老师提出墓葬中的石牌形制较为统一，均有穿孔，可与墓葬中的随葬品进行对应研究，并提出石牌的出土位置非常重要，也对石牌的定名的提出见解。

       王煜老师对墓葬中云母片的用途表示关心，提到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东汉以后至三国时期墓葬中有十分突出的使用云母的情况，云母片可能作为棺饰，是汉代葬玉的简化、延续和替代；霍巍老师认为云母片有穿孔，可以相互连接，作为衣饰，可能是类似玉衣的东西。王煜老师接着提到三国时期的墓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墓室变小、由横长变方，并进一步向单室过渡，生活俑逐渐减少，仪仗俑增多，俑类的制作越来越粗糙。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些现象或许与墓葬中祭祀空间的转移有关。

       此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赵俊杰老师发表了以“宝马城——大金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题的演讲。他从宝马城遗址概况、主要工作与收获、遗址性质的推定和意义四个方面进行讲述。他首先介绍了宝马城遗址概况，宝马城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西北4公里处的丘陵南坡上。始建和使用于金代，是渤海朝贡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有学者推定其为渤海中京显德府下辖的兴州。

他介绍了宝马城遗址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通过连续几年的工作，共确认建筑基址2座，沟6条，并对东城墙作了局部解剖。出土品以砖，瓦为大宗，另有少量瓦当、陶制建筑构件与铁钉。他将宝马城与其他遗址出土器物进行对比，认为出土砖、瓦、建筑构件的陶质陶色、形制、纹饰、制法均具有金代砖瓦的一般特征，未发现其他时期遗物。城墙基底部叠压于自然淤积层之上，又被金代地层所叠压，判定宝马城的始建年代与主体使用年代均为金代。发掘进行的同时，在宝马城东偏北方向和城内分别发现了疑似窑址和水井。从2014年开始，经过几年的探勘工作，明确了宝马城的建筑布局。勘探结果表明，城内中部偏北有一大型回廊院落，院落内建筑依中轴线顺次排列，规整有序。城外的勘探发现了环濠、排水沟、窑址等重要相关遗迹，为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2014、2015两年度发掘了城内核心区域回廊院中部工字殿的前后两座建筑基址，2016年度发掘了回廊院的门殿址、左后方的亭址，解明了回廊的构造。赵老师接着介绍了出土遗物，包括瓦当、鸱吻、脊兽、迦陵频迦、脊饰、滴水、兽头、鎏金铜饰件、钱币和“癸丑”玉册等。

       关于宝马城遗址性质的推定问题，赵老师联系文献中记载金代对长白山的祭祀，认为宝马城的基本情况与史料记载相似；而且宝马城遗址营造规格高，做工精细，遗迹和遗物均显示其应是金代高等级的建筑遗存；“癸丑”玉册的干支可与文献记载金章宗于明昌四年（1193年，癸丑）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帝”两相印证。综合以上因素，赵老师认为宝马城应该就是金代中期皇家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并提出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也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为研究金代官式建筑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当时的手工业水平提供重要材料，对研究金王朝关于东北边疆的经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认为这一遗址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反映了金王朝对汉文化的吸收与认同，及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对于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赵俊杰

 

从宝马城发掘现场远眺长白山天池瀑布豁口

 

       随后，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王煜老师赞同宝马城为金王朝长白山神庙故址，强调了墓葬和重要建筑的环境、选址和堪舆的重要性。叶润清老师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赵德云老师认为以前的发掘主要是在大城市配合基建的，在山里面做工作比较少，往往祭祀的遗址就在边缘地区，认为这次发掘非常重要，十分赞同赵俊杰老师对与建筑基址之外的窑址等方面的关注，这对于了解历史具有指导作用。

       马晓亮老师对于建筑基址中柱础不一样高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可能与地基沉降有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还提出辽金时期大同的建筑基础不夯筑，直接在生土上建设，宝马城的建筑基础皆有夯筑，级别应该十分高。

 

马晓亮

  

       本期沙龙最后一场专题报告来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易立老师，主题为明蜀王府宫城苑囿建筑群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易老师首先从文献记载对明蜀王府进行了梳理。明蜀王府，即明代蜀藩王的府邸，旧址位于今四川省成都市中心城区。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正式下达了在成都修建蜀王宫殿的诏令，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王府建成竣工。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蜀王府先后生活过的藩王共计10世13王。蜀王府在明代历史上曾出现两次宫墙颓坏，三次火灾，经过两次维修，但未遭大的损坏。明末张献忠攻陷成都，建大西政权，曾一度据王府为宫，清顺治三年（1646年）遭毁灭性破坏，存续时间长达256年。王府所在地位于成都旧城中部的“武担山之阳”，采取正南北轴线的空间布局，平面呈纵向的回字形，带内、外两重城垣，分为宫城和皇城两部分。之后，易立老师谈到明蜀王府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都是在配合旧城改造的背景下开展的，发掘对象主要是宫墙和部分殿基、台基等。2013年至2017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华门和成都体育中心一带，开展了连续五年的城市考古工作，发掘揭露了大面积的明代蜀王府建筑遗存。

       随后，他分别介绍了各个遗迹的情况。第一，水道分东、南两段，相接处呈直角，整体平面呈“L”形，其中东段大部分叠压于现代建筑之下，未揭露完整。修筑方式是先在地表开挖长条土圹，底部直接下挖至砂石层形成河床面。土圹剖面呈口大底小的倒梯形，圹壁砌筑长方形青砖，以石灰勾缝，青砖外垒筑红砂石条，作为护堤。石条接触水体一面经过细凿加工，表面较平整，局部刻有“左”、“右”等字，以“右”字居多。第二，凸台两座，位于南段河道偏东处，南北对称分布，平面呈长方形，主体为土筑，外立面包砌砖石。第三，踏道四处，位于南段河道，为砖石混筑结构，，踩踏面使用长方形青砖错缝丁砌为礓礤式，边缘以红砂石条包边，两侧各残存一段砖墙，或平铺或丁砌，较显杂乱无序，可能为后期的临时增筑或修补痕迹。第四，桥梁一座，位于南段河道的中部偏西，为砖石混筑的拱桥，仅存桥墩，桥体遭破坏不存。桥墩对称坐落于河道的南、北两岸，平面呈长方形，基础部分使用暗黄色粘土夯筑，外侧包砌红砂石条，表面包砌青砖，为桥体的起券部分，桥墩与岸边的连接处各留有一豁口，可能为水道两岸建筑连接拱桥的通道。第五，木构建筑两座，位于水道东段的南端，叠压于底部淤泥层之上，可能系水榭之类的平台设施。第六，水池，平面呈东西较长、南北较短的“回”字形，由台榭和水道两部分组成。

       易立老师紧接着介绍了出土遗物，包括陶瓷器、建筑构件、铁器、木料、动物骨骼、果核等。陶瓷器集中出土于水道或水池底部的淤泥层中，以江西景德镇窑瓷器为主，另有浙江龙泉窑、云南玉溪窑、四川磁峰窑等。建筑构件集中出土于水池的回填堆积中，以琉璃制品和石制品居多。随后，易立老师对于遗址提出了几点认识。首先他结合地层和出土物年代等认为这一组苑囿建筑群的修建年代约在明代早期，可能属于洪武年间蜀王府内第一批建造的设施。接着他通过建筑群的回填堆积推断，苑囿建筑群的废弃和回填年代当在明末清初之际。之后，他依据数年来对东华门至体育中心一带的考古发掘成果，结合文献记载，认为分布于宫城东部中段和北段的这一组明代建筑群，应当是东府及其斋寝后的苑囿区，带有明显的休闲游赏功能。随后，他联系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推测明代蜀王府苑囿的废弃原因与背景，当与明末战乱的毁坏及清初贡院的修建有关。最后，易立老师总结道，明蜀王府宫城苑囿建筑群的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厘清蜀王府的内部格局和功能分区问题，对明代蜀藩历史和整个藩封制度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同时，遗址内出土的瓷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质量上乘、保存亦较完好，集中反映了蜀藩内部的瓷器使用面貌，对于探索明代的宫廷陶瓷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资料。

 

易立

 

蜀王府范围示意图

 

       随后，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赵德云老师提出此次发掘的区域是成都市中心，进行发掘工作十分困难，之前对于蜀王府的了解多来源于文献记载，近几年才有考古资料的发表，此次发掘尤为重要。

       李映福教授就张献忠破坏蜀王府、蜀王墓以及江口沉银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张献忠对四川的影响十分重大，并且对下一步的工作与易老师交换了意见。    

赵俊杰老师对于蜀王府的布局发表了一些看法，认为园囿建筑不应对称，具体的布局上稍有变化。

 

                        李映福

 

        临近尾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并对前来参加本次沙龙的与会学者、青年师友和同学们表达了谢意。接着李老师与各位分享了他的一些想法，第一，每位老师的选题是经过认真考量的，其中“六大”考古发现不仅是考古发现，更重要的是对于考古学科的指导，并且提出发掘与研究两个阶段的特点。第二，通过各位老师的演讲，他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对于边疆地区的重视。第三，目前三国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较为薄弱，期待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增多和沙龙的引导，能够在三国时期的考古研究中有所突破。第四，他认为历史时期考古方法不论在发掘还是研究上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五，此次沙龙重视了历史时期晚段的考古发现，有利于完善历史时期考古。第六，考古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政治性，此次沙龙的议题有利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展现。第七，他认为“历史考古青年沙龙”取得了较大的积极影响，希望今后能持续举办，并提出今后要更加完善和规范的想法，将之做大做强，也希望举办更多领域和主题的活动，并希望各位老师和同学积极参加。

 

沙龙讨论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