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日下午，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的Anke Hein 副教授以“Graves as Composite Objects——Developing a Model and Method of Analysis”为题，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此次讲座由四川大学考古系吕红亮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李永宪教授、赵德云教授、黎海超博士，四川大学、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众多师生到场聆听了讲座。

       吕红亮教授在讲座开始前就Anke Hein副教授的学术背景进行了简单介绍。Anke Hein，现为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副教授（Peter Moores Associate Professor），2013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师从著名考古学家罗泰先生，博士毕业后前往德国慕尼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员。Anke Hein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学，曾在中国西南地区长期从事考古学、民族学的田野工作。本次讲座以其博士论文《The Burial Record of Prehistoric Liangshan Southwest China——Graves as Composite Objects》（现已出版）为主要内容，通过梳理四川凉山州地区的相关材料，试图来建构一种新的墓葬研究与分析方法。

图一 讲座现场

       讲座伊始，Anker Hein 副教授首先对讲座主题与背景进行了简单介绍，指出其博士论文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她提出的一种墓葬分析的新方法，另一部分是将这种新方法用于凉山州地区的考古材料。这次讲座的重点在于前者，即新理论与新方法。

       讲座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凉山州地区的考古发现。Anker Hein 副教授针对凉山地区考古材料的特点，指出该区域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料的多样性，特别是墓葬的多样性，很难将其划分成到所谓的考古学文化中。此前也有不少学者提到该区域墓葬多样性的问题，但多样的墓葬、器物以及埋葬方式都在该区域出现，需要如何去划分？部分学者面对该问题时，采取的方式是选取其中一类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如大石墓研究、石棺葬研究。但由于该区域内的分期问题还没有被解决，早期文化的发展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晰，所以她认为不能完全将这些材料割裂开来进行研究。随后，Anke Hein 副教授以图片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了凉山州地区多样的埋葬方式和出土器物，指出从这些墓葬、器物中既能观察到本区域的特点，也能发现与其它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表明凉山州地区并非如其地形地貌所显现的那么偏僻、缺少与外界交往，从考古材料可知早在新石器时期该地区与外界的交流便已经存在。这种联系不一定特别密切，但相关线索却很多。

       讲座第二部分是对理论与方法的介绍，这是本次讲座的重点。Anke Hein 副教授谈到，如果要分析研究一个区域内的多种墓葬，需要考虑人群、墓葬、器物之间的关系。民族学的相关资料显示，一种文化中不只有一种埋葬方式，一种埋葬方式也不只存在于一种文化中，这也就给相关考古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过，埋葬方式、随葬器物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带有人的思想与考虑，所以考古学研究可以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来认识人们的想法。为解决这些问题，在具体研究中应该把整个材料放在一个大环境中进行综合考虑，不能单一的抽取一个要素来解决考古学文化的划分问题。Anke Hein副教授在她的研究中，把“墓葬”当作一个“器物”，而作为“器物”的墓葬具有多种要素，包括墓葬结构、随葬器物、人骨等。这些要素又包含了不同的类别，每个要素以“操作链”的形式一步步到最后组成墓葬的整体。在不同“操作链”（技术链）上来逐一进行划分，不同操作链反映了不同的埋葬行为，从而来划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此类研究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中最基本的是身份认同问题，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依据是不同的行为方式，即体现为不同的埋葬方式、饮食习惯、婚姻习俗等；各类身份认同都会对埋葬行为产生影响，所以研究者都需要关注。研究中还应注意，出土的考古材料并不意味着全部的“真相”，有一部分确实是古人埋藏行为的真实体现，但另外一部分可能因为晚期的环境变化、人类活动而遭到破坏，这些应该要进行严格的辨别与区分。此外，某些器物虽受到文化交流的影响，但同样的器物在不同情况下所含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分析研究时要结合器物的出土位置、伴出器物来对其所含的意义做出判断。最后，墓葬中的器物自身也都有其发展历程，如同人一样，器物从“出生”（制造），到使用，其间可能经历损坏、又修复，直到最终被随葬；又或者说该器物本就是为了随葬而生产的，这些要素在研究时都要结合起来思考。

       Anke Hein副教授针对这些复杂的理论，并不只是简单地用词汇去描述，而是建立了一套模型。在模型中，首先要将考古材料的各要素进行分类探讨，以墓葬为例，可以分为墓葬结构、人骨、随葬器物。将这些要素分类研究时，可观察其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关系，即各要素出现的先后、各要素在墓葬中的位置。不仅如此，还应考虑墓葬结构、人骨、随葬器物在埋葬行为中各阶段的情况，包括准备阶段、埋葬阶段、埋葬后阶段。Anke Hein副教授特别指出，模型的构建形式多种多样，重点在于要解决什么问题；其中她感兴趣的是身份认同、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环境的关系等问题，所以她在构建模型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选择墓址、墓葬的具体结构、埋葬方式、器物情况（不仅限于陶器）。当该模型要用于解决其它问题时，所关注的重点也应做适当的调整。

      具体到墓葬研究的模型当中，Anke Hein副教授以脉络图的形式向大家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在墓葬结构方面，重点在准备阶段，需要关注选址、前期行为（砍树、挖坑等）、墓葬结构选择、墓向选择、建墓原料的获取、建墓时间选择等，充分考虑到要素的各个方面，以便使研究在深度、广度上都更加全面。在人骨方面，准备阶段即人死后、埋葬前的阶段，会对尸体进行穿戴、清洗等，有些民族甚至会对尸体进行切割，或是先存放在一个地方，而后再取出进行二次葬；埋葬后阶段，由于自然因素或二次葬等人为原因，人骨所含的相关信息可能会被破坏。在随葬器物方面，西方理论将墓葬中的器物分为几类，有提供给逝者在地下世界使用的器物，有逝者生前长期使用、死后一并随葬的器物，这类器物需观察其是否具有使用痕迹；也有因逝者与生者的特殊关系、对生者的特殊意义而进行随葬的器物，这类器物不依照传统，具有随机性，较难区分。更有某些器物并不是随葬品，而是埋葬时生者无意带入的，又或者是埋葬后的祭祀、盗墓行为所带入的。针对随葬器物，Anke Hein副教授主要观察随葬器物的制作与使用情况，另外也重点考虑了自然、人为因素对随葬器物的影响。此外，各要素的时空关系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墓葬结构、人骨、随葬器物只有在埋葬之后才处在同一时空之下；从时间上看，和墓葬有关的要素可能在很早的阶段便产生，而在埋葬后很长时间内，这些要素仍会发生变化。

图二  各要素（对墓葬产生影响的）时间轴图

       针对研究模型的理解，Anke Hein副教授从民族学、考古学入手，列举了三个特殊的例子。第一个是非洲的一个例子（The LoDagaa），当地人去世后马上埋葬，不进行其它的行为或仪式，这种埋葬行为在发掘时就只有人骨，缺乏其他研究要素；当地流行家族墓地，但年级特别大的老人死后一般埋葬在其房屋旁，夭折的小孩则必须埋葬在村外。第二个例子在中国的西南地区，部分民族有火葬习俗，火化后的骨灰要进行抛洒，这种情况就完全没有墓葬作为研究材料。还有种情况是，有些墓葬开口特别浅，且地处山坡之上，自然、人为因素会对其造成极严重的破坏，这些作为研究都是不理想的。此外，上世纪五十年代纳西族的埋葬方式与汉族并没有明显区别，尽管文化面貌存在较大差异，但从墓葬中无法对两种文化进行区分。第三个例子是中原地区，由于中原地区材料丰富且保存较好，加之有大量的文献记载提供佐证，所以此类材料的研究最理想，所得到结论也最真实、可信。Anke Hein副教授提到，在实际研究中，材料的理想程度往往介于最理想和最差之间，不要简单的将某一要素与研究结论直接挂钩，而应该结合多方面要素，全面的进行分析与研究。

       讲座第三部将上文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凉山地区的考古研究中，就具体研究进行介绍。材料包括凉山州地区的1000多座墓葬和200多处遗址，在材料收集过程中，要素信息的收集都力求详尽，如墓葬结构，不仅包括墓葬的长宽，还有石块的大小、石材的来源等信息。Anke Hein副教授特别提到收集墓葬材料中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即发表的墓葬材料的详实性差异极大，有些墓葬公布粗略且原始记录已经缺失。她针对该问题采用了一个评分机制，对材料的客观详实程度按1—5分评分，如第一手发掘资料为5分，听他人转述的资料为1分，以此类推。从而根据评分对所有材料的详实情况有一个分类，以 此根据所要解决的问题来选择不同的墓葬材料进行研究。

        关于研究结果，Anke Hein副教授分区域进行了简单介绍。安宁河流域的考古材料最丰富，资料情况也最好，在年代上早期、晚期的墓葬都存在，这些墓葬可能与云南或者北边一些区域都有联系。关于该区域大石墓的分期问题，Anke Hein副教授并没有解决，只是提出了一种观点：她认为最早的墓葬规模比较小且一次葬居多，而后墓葬并非越来越大，小型墓葬仍然存在，但多人葬居多且有多次葬的痕迹；在一些墓葬周围还发现了器物坑，这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此外，通过对部分人骨的研究，可以发现墓主以老年人、中年人居多，年轻人较少，不见小孩；可见有部分人群的墓葬到现在并未发现，可进一步推测在大石墓流行的阶段内，该区域应该还有其它的埋葬方式。关于一些特殊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要素，Anke Hein副教授认为可以从考古学、民族学的角度比较一下其他区域的材料来进行研究。此外，该区域内普格的材料较特殊，学者普遍发现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在较平坦的区域，而普格由于在河谷地带，发现的大石墓多在山坡上，且规模小，埋葬方式、随葬器物都与安宁河流域存在差异。据了解两地在生活方式、农业结构、气候环境、生态植被等方面也都不同，Anke Hein副教授据此推测两地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致使族群身份不同的两种人都选择大石墓作为墓葬。

       昭觉地区的墓葬多样性特别突出，有很多墓葬用石头筑成，也出现了汉砖筑的墓，情况十分复杂，难以判断其年代，所以分期问题也并没有解决。关于该地区存在多种埋葬方式的原因，Anke Hein副教授推测有以下两个：一是当地人群根据不同身份或者不同去世情况等原因，采取了不同的埋葬方式；二是昭觉在地理位置上离成都平原较近，外来人群进入该地区后带来了不同的埋葬方式。总之，昭觉地区多样的材料、复杂的埋葬方式是十分值得去深入研究的。最近几年在南边的会理、会东也有新发现，该区域气候、地形条件较好，所发现的陶器比较特殊，与其它地区不同，清理的墓葬以土坑墓居多，部分墓中有石头，但不是石棺，不同墓地的随葬器物区别不大。Anke Hein副教授判断早期（新石器时期）的一些墓葬与云南一带有着密切关系，晚期（青铜时代）的墓葬在埋葬方式、随葬器物上与盐源比较类似。永胜地区的资料发表不是特别理想，其中一处墓地文化堆积较好，包括石棺墓、土坑墓等，多人葬，一次、二次葬皆有；且这批材料都层位丰富，属于不同的年代，从出土器物来看与安宁河流域差异较大，而与南边云南更接近。盐源地区的早期材料多来自聚落遗址，青铜时代盐源的墓葬材料较好，但盗掘十分严重，这给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那便是不清楚墓葬中缺少哪些要素信息。该区域发现的有些墓葬的顶部有大石头，有些以石头做棺，部分墓葬中随葬马头骨。最后，Anke Hein副教授认为盐源青铜器虽明显带有北方文化因素，但大部分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并不特别高超，部分青铜器仍带有明显地方特点，这使得研究中关于器物与墓主身份关系、该区域与周边区域关系等问题的判断都存在较大困难。

图三  凉山州地区墓葬分布图

       Anke Hein副教授最后就她的研究进行了总结：首先，选择在哪里埋葬、选择怎样的墓葬结构都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安宁河流域有很大一块平地、也有石料，筑大石墓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有的区域并不方便，但当地人仍筑大石墓，这种原因值得研究。同时，同一地区会有多种埋葬方式，并且石头墓在很多地方都有，但不一定是同一种文化，所以“石棺葬文化”的提法存在问题，或者至少太简单；墓葬分析很复杂，简单的将其与考古学文化对应，会产生一些误导。其次，在讨论埋葬方式时，可能存在埋葬方式由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的情况，此类研究需要就两地的环境、文化面貌进行比较，两地之间的传播路径也要进行充分分析。最后，再回看研究模型，用来研究凉山州地区的这批材料还是比较适用的，但若用于其他地区的研究可能还要对模型进行调整。

       讲题完成后，与会者与讲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首先，黎海超博士就不同区域石棺葬的辨别、划分问题与讲者进行了讨论。Anke Hein副教授指出就墓葬结构来看，岷江上游的石棺葬相对特殊，是真正意义的石棺，有一定的分布范围，也许可以叫“石棺葬埋葬文化”，但其他靠南边的石棺葬则明显不同，其文化命名可能还有待斟酌。赵德云教授针对该观点接着指出，石棺葬文化现在已经较少被学界使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学界已经意识到各地石棺葬的差异，因此有学者便以小地点来对其进行分区研究；总之这些石棺葬内部差别大，具体研究可以分得很细，且这种差异是年代早晚、还是文化传统造成？赵德云教授认为至少从去年发表的相关报告来看，石棺葬出现时间较早、延续时间较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唐淼助理馆员根据其在盐源地区的调查工作，指出盐源地区的古代文化可见从新石器时期到南诏的长期发展脉络，其中早期的考古材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为南边的云贵系统，一为北边的岷江上游系统，两者在陶器形制、纹饰上均存在明显差异，这也导致凉山州地区的考古研究不应该一概而论，应该切成各个小块分别进行探讨。李映福教授就墓葬选址背后的原因、汉文化进入该区域后对选址的影响等问题与讲者进行了交流，Anke Hein副教授认为墓葬选址问题的解决目前只能依靠民族学、人类学材料进行推测，但没有办法真正去解决。最后吕红亮教授指出，年代问题的解决是对墓葬进行“操作链”式研究的一个重点。Anke Hein副教授在其研究中也充分注意到年代问题的重要性，其通过资料梳理，对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比较周边区域的相关材料，来对墓葬年代进行判断。其认为该研究模型更适用于研究一个区域、一个阶段的材料，但凉山州地区考古材料的特殊性致使其无法完全分割开来进行分析研究，只能在该研究模式下去大胆的尝试，抛出问题供大家讨论。

       最后，李映福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首先肯定了西南地区文化的多样性，指出这种多样性从古至今在世界上都是极其少有的，反映在物质文化方面也同样适用；而如何解决这种多样性，许多学者都在思考。Anke Hein副教授的研究给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该思路尽管有不完善之处，但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视角，这种初始性工作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其次，李映福教授还希望Anke Hein副教授能够进一步关注该问题，他认为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解决问题的条件也更加成熟；加之近年来出土材料更加多元，不仅有墓葬材料，还有聚落遗址、矿冶遗存等其他材料。除此之外，李映福教授还指出，多样性走向统一性亦是该区域研究的重点，这种转变是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区域性、多样性消失与汉文化增长的此消彼长过程。例如Anker Hein副教授所提到的昭觉地区便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区域，汉文化进入该区域后，墓葬结构、随葬器物以及当地人群的生活习惯都在发生着变化。李映福教授再次肯定了本次讲座的重要意义，他认为Anker Hein副教授的研究是认识“西南地区考古多样性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剖析它的重要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