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abinhian of Thailand in Southeast Asia Context

 

       2017年5月15日晚上，泰国艺术大学考古学系（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Silpakorn University）的拉斯米·舒孔德杰（Rasmi Shoocongdej）教授以“东南亚背景下的泰国和平文化（Hoabinhian of Thailand in Southeast Asia Context）”为题，在中国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5楼藏研所会议室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本次讲座是冯汉骥学术讲座第38讲。此次讲座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主持，并由四川大学考古系副系主任吕红亮教授担任翻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原海兵博士、杜战伟博士，以及历史文化学院的众多师生到场聆听了讲座。广西民族博物馆王頠馆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熊昭明副馆长、贵州省博物馆李飞副馆长也参加了讲座。 

       李映福教授在讲座开始前介绍了邀请Rasmi教授做该讲座的缘起和目的。他提到，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地缘上十分相近，这决定了立足中国西南的四川大学与东南亚考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李映福教授希望通过举办此次讲座，培养师生对东南亚考古的兴趣，从而更好得促进四川大学与泰国艺术大学的人才交流和共同培养。他也希望通过此类交流活动，能使川大师生能拥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将中国西南考古与东南亚考古打通来思考问题，促进考古学科的发展。

       随后，李映福教授介绍了Rasmi教授的学术背景。Rasmi教授1986年获硕士学位，1996年获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泰国艺术大学考古系的系主任。在国际活动中，Rasmi教授在世界考古大会理事会中代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任资深代表，是印-太史前学协会的执行委员，《东南亚考古学国际通讯》的共同创办者和共同编者,同时也是《世界考古学》、《亚洲视野》、《印太史前协会学报》和《考古学》咨询委员会成员，是当今东南亚考古领域最为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考古学家之一。

 

拉斯米·舒孔德杰（Rasmi Shoocongdej）教授

       Rasmi教授的讲座的讲座分为六部分。

       她在第一部分先简介了“什么是和平文化（Hoabinhian culture）”。“和平”（the term Hoabinhian）一词最先被法国学者科拉尼（Madeleine Colani）作为术语所使用，她在1932年越南河内举办的第一次远东史前学会上用这个词来描述她于1927年在越南北部和平省（Hoa binh province）发现的一批洞穴遗址中的石器，后被用以填补东南亚史前考古砍砸器和磨制石器中间的空白，当时学者认为“和平”属于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

 

讲座现场

 

       第二部分Rasmi教授介绍了东南亚史前考古关于“和平文化”认识的进展历程，指出“和平文化”的定义仍然有很大的争议。

       在1932年第一次远东史前学会上，科拉尼将“和平”分为三期：早期为加工比较简单的大型石片工具（flaked implements）；中期石器变得相对小而精致，同时出现用砾石制作刃缘带有磨制痕迹的石器（protoneoliths）、以及被命名为苏门答腊石器（Sumatralith）的杏仁状石器；第三期主要是小的石片工具，没有再发现苏门答腊石器。但当时她只是使用“和平”这一词描述文化实体（cultural entity），而没有更多得赋予其涵义。

        上世纪60和70年代，学者提出各种新的“和平”的界定。1964年，马修斯（Matthews）认为“和平”是一种考古学文化（A "culture"）。1972年，范西科伦（van Heekeren）基于他对泰国的考古发现，认为“和平”仅是工艺层面上的一种石器技术（Industry）而非考古学文化。1970年，在马来西亚做考古工作的邓恩（Dunn）基于人与环境的关系，认为使用“传统”（Tradition）一词来描述“和平”更为恰当。同样在1970年，戈尔曼（Gorman）在泰国北部发掘仙人洞（Spirit Cave）后认为“和平”不仅仅是上述描述中简单的某一层面，她第一次结合生业形态和聚落形态来综合考虑，认为“和平”是人类向自然适应的一系列“技术综合体”（Techno-complex）。

       随后Rasmi教授大致介绍了和平遗址的相关基本情况。和平遗址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和中国的西南部，而在苏门答腊岛屿发现的一类使用砾石素材，周身经单面修整的杏仁状石器被称为苏门答腊石器，这种石器被认为是和平文化的标志。拉斯米·舒孔德杰教授向听众展示了和平遗址中常见的几种石器，包括砍砸器、盘状器（discoid）、短斧（short-axe）、刮削器以及尖状器。 

 

和平遗址分布与和平遗址常见石器

       回到东南亚史前考古关于“和平文化”认识的进展历程这一话题后，她重点讨论了戈尔曼“技术综合体”这一与前人研究不同而对泰国学者影响深远的概念。戈尔曼基于生态的角度，对于“和平技术综合体”提出了6点特征：1、以砾石或大型石片为素材的单面修整工具传统（unifacial flaked tool）；2、以苏门答腊石器为代表的石核工具（core tools）以及附着铁锈（iron oxide）的磨石（grinding stones）；3、较高比例的利用石片（utilized flakes）；4、所有遗址有相似的食谱组合，包括贝类、鱼、中小型动物，即广谱经济；5、聚落遗址主要分布于岩厦（rock helters）以及贝丘（shell middens）；6、晚期出现有局部磨制（edge-grinding）的石器和绳纹陶（cord-marked ceramics）。随后Rasmi教授向大家展示了该地区的动植物情况、地质地貌等图片。

       进入讲座的第三部分，Rasmi教授具体介绍了三处泰国北部的和平文化遗址以深化听众对“和平文化”的认识。在讲述前，她特别强调她使用“和平文化”一词，并不是赞成“和平文化”这种概念，只是约定俗成得用它来代指这些遗址，相较之下她更倾向于使用“更新世晚期”的说法，而过去将“和平文化”等同“中石器”时代的做法已不再受到最新考古发现的支持。Rasmi教授介绍的三个遗址分别是距今11000-6000年作为临时营地（Temporary camp site）的仙人洞、距今7500-4000年作为临时营地的班杨洞穴（Banyan Cave）以及距今7500-5500年作为狩猎营地（Hunting camp）的Steep Cliff遗址。这三处遗址都是由戈尔曼发掘的，基于对这三个遗址动植物遗物的分析，戈尔曼认为和平遗址的经济模式是广谱经济。Rasmi教授认为这种经济模式是狩猎向驯化转变的过程，也是东南亚早期社会的本质。

随后Rasmi教授以泰缅交界地区的Tham Lod洞穴为例，向听众分享了她关注的早期人类在热带坏境中的适应问题。Tham Lod洞穴距今35782-10000年，处于更新世晚期。Rasmi教授对其中出土石器组合进行了技术分析，向听众展示了该地石器制作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并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分析出该地石器原料种类多样、来源广泛。

 

Tham Lod洞穴石器制造过程示意图

        第四部分，Rasmi教授介绍了一系列新的测年数据表示“和平文化”不仅仅存于全新世早期，它的跨度极大，从更新世晚期一直到全新世早期甚至中期。同时她结合东南亚比和平文化更早的石器和动物组合发现，分析认为“和平文化”应当是在东南亚本地起源的。

       Rasmi教授在其后的一个部分，从文化系统的角度，向听众分享了自己对“和平文化”的整体认识。她从工具、居址、信仰、生业形态等角度综合分析“和平文化”，她具体分析了和平遗址的居民使用多种技术来制作石器、采用因地制宜的居住方式、根据气候采用不同的生业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信仰等情况，提出这个区域的环境具有多样性，在研究时要从整体出发而不能单从石器角度出发认识“和平文化”，具体的问题要具体分析。

       最后一个部分，Rasmi教授总结了本次讲座，并反思了学界对“和平文化”的认识。她再次强调更新世晚期东南亚考古因地区跨季风带而导致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在研究时必须要系统全面的看待问题。随后她提到自己为牛津考古手册编写了“和平文化”的词条，详细全面得介绍了该文化，并希望在将来能有更多中国的“和平文化”材料发现。

演讲完毕后，聆听讲座的川大师生与Rasmi教授就和平文化进行了积极交流。

       赵丹同学在讲座中听到Rasmi教授提到“和平文化”的来源，希望其能介绍一下“和平文化”的消亡。Rasmi教授回答道学界现有两种假说，一是当地居民被南下的北来稻作农民同化，二是在新石器时期当地农民自行驯化了稻作植物进入了稻作文明，而东南亚本地学者往往持后一假说。张寒冬同学注意到了泰国南部郎龙连（Lang Rongrien）遗址中，早于和平文化石片石器的存在，希望Rasmi教授能分析一下这个现象。Rasmi教授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从当地的原料可获得性来考虑，石器组合不应当被再视为文化的标志。郜媛媛同学向Rasmi教授详细询问了仙人洞中发现葫芦的情况，并提问“和平文化”的环境中有大量的可驯化植物，却没有驯化植物发现的原因。Rasmi教授认为在先民在和平文化的洞穴中可能已经驯化了部分植物，但因为客观原因很难保存下来造成了今天材料的缺乏。

       最后，李映福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首先谈到本次讲座内容丰富详实，使讲座听众了解到了和平文化的全貌，讲座结合了大量东南亚考古和Rasmi教授个人的最新成果，是教授为川大师生带来的精心一课。李教授随即谈到现在是中国考古学的转型期，而转型期的一大特点就是国际交流的深化，川大师生要培养自己的国际视野以适应国际化学术的潮流。他再次希望四川大学与泰国艺术大学有进一步人才交流和培养，共同促进东南亚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