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8日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江章华研究员以“滇西地区新石器文化分析”为题，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本次讲座是冯汉骥学术讲座第40讲。此次讲座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伟教授、赵德云教授、于孟洲副教授及何元洪、杨锋、原海兵、代丽鹃、杜战伟、黎海超、李帅等老师和学生到场聆听了讲座。来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杨占风和西南民族大学的王涛等多位青年学者也参加了讲座。

 

江章华研究员

       李映福教授在讲座开始前介绍了邀请江章华研究员做该讲座的缘起和目的。他提到，这次讲座，对即将前往海门口遗址发掘和已经完成发掘的同学有着极大的意义，是对考古系“西南考古课程”的重要补充，将对我们观察滇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着重要的启示和发醒作用。

       随后，李映福教授介绍了江章华研究员的学术背景。江章华研究员198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成都博物院副院长、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副队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江章华研究员在他的考古生涯中，一直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以及考古事业的领导工作，曾主持过数十处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与发掘，许多考古发掘成果已在国内外考古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大部分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等领域。

       最后，李映福教授就江章华研究员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四川大学考古学科发展做出的贡献和帮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讲座在考古系师生的热烈鼓掌中正式开始。

 

讲座现场

 

       江章华研究员的讲座分为四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的讲座内容中，江章华研究员对滇西地区目前经科学发掘比较理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材料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包括大理海东镇的银梭岛、宾川白羊村、永平新光、 元谋大墩子、永仁菜园子和磨盘地等遗址。他指出，要认识清楚一个区域内各考古学文化的特征、相互关系及其变迁等情况，必须建立在对各遗址早晚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仔细甄别的基础上。他强调在梳理出土材料的过程中一定要仔细甄别是晚期地层出早期遗物还是同一性质文化遗存延续的情况。过去之所以对云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认识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有部分原因在于将有些遗址早晚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当作同一性质的文化来看待，致使各阶段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界限不清。江章华研究员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利用层位关系和陶器群的变化对各典型遗址进行分析，仔细甄别各类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以便明晰各类考古学文化遗存的面貌。

 

滇西地区卫星图

       首先，江章华研究员对大理海东镇银梭岛遗址的材料做了简要分析。他指出，简报发表的陶器不多，各期之间的界限不是十分明显，尤其是二、三期。参与了材料整理工作的万娇在其《苍洱地区史前文化》一书中发表了较为丰富的陶器资料，她的分期相对简报就要合理得多，唯独第三期可以做一点调整。我们将万娇书中发表的陶器放回到原单位中进行比对分析，发现简报和万娇的分期均有值得商榷之处。最后，江章华研究员将大理银梭岛遗址分为三期，其中第二大期又分为3段，第三大期又分为4段，并对各期各段文化进行了简单介绍。

 

江章华研究员对大理银梭岛遗址的分期

       然后，江章华研究员又介绍了位于洱海之东、金沙江支流宾居河东岸台地的宾川白羊村遗址的一些材料。他发现，报告发表的陶器未注明地层，只注明早、晚期归属（石器、骨器未注明分期归属），因此无法仔细甄别陶器的地层归属及其分期的合理性。但从报告发表的陶器特点可以明显看出，早、晚期陶器特征区别很大，早期盛行戳印的点线纹陶器，器型主要有高领罐、直口罐、小口罐、圜底钵（报告中的Ⅰ式钵）、平底钵（报告中的皿）、圜底缸等。晚期盛行素面陶器，典型器物有圜底罐（报告中的大口罐和Ⅱ式小口罐）、带流罐、匜等。由于早、晚期陶器区别明显，应属于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很容易辨识。

       对位于永平县县城东部、澜沧江支流银江河台地上的永平新光遗址的材料，江章华研究员认为，报告的四期分法基本是合理的，只是其中某些地层单位的归属存在可商榷的地方。通过对出土陶器的比对分析，江章华研究员将该遗址的四期分为： F3、F5、10-12层为一期，8、9层为二期，6、7层为三期，5层为四期。该遗址四期陶器前后一脉相承，应属同一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在目前云南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特征突出，明显有别于周邻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报告已建议将其命名为“新光文化”。该文化突出的特点是陶器中夹砂陶多于泥质陶，陶器纹饰以刻划纹最常见，一至四期最突出的变化反映在贴边罐与花边口罐的衰微上。

       在梳理、分析元谋大墩子遗址的材料后，江章华研究员就报告中对该遗址的早、晚两个分期做了一些调整，将4层以上的瓮棺葬作为遗址的晚期，4-9层作为早期(3层下有瓮棺葬，2、3层当属晚期地层，其中可能出有早期遗物）。由于早期中的4-6层与7-9层有一定区别，又可以将早期分为2段。对晚期陶片的谨慎分析，体现了江章华研究员严谨的学术品质，他认为，由于晚期陶器均出自瓮棺葬，其陶器群有相当的局限性，不能反映该时段文化的真实面貌。但从已有陶器反映出与早期区别太大，很可能不属同一性质的考古学文化，推测属青铜时代的遗存。

       然后，江章华研究员又分析了位于永仁县城对面、金沙江支流永定河南岸二级台地上的永仁菜园子遗址的材料。各地层单位出土陶器特征均比较相近，无明显变化，遗址的年代跨度可能不是太大，其文化性质单一，当属同一性质的考古学文化。该遗址陶器以素面夹砂灰黑陶为主，纹饰以刻划纹为主，典型陶器主要有折沿罐（报告中的侈口罐）、盆、高领罐（报告中的A型壶）、深腹钵（报告中的A型直口罐）等，部分折沿罐的口沿做成锯齿花边状。其整体特征与元谋大墩子早期文化一致。

 

永仁菜园子遗址的典型陶器

       最后，江章华研究员对位于菜园子遗址东南200米左右的永仁磨盘地遗址做了简要分析，他发现，报告中发表的陶器主要出自2-4层，5层只有1件钵。各地层单位出土陶器区别不大，年代跨度不长，属同一性质的考古学文化。该遗址的陶器中夹砂陶达99%，陶色以红褐和红色为主，超过90%的素面陶，但纹饰与菜园子流行刻划纹的情况区别较大，流行戳印的点线纹，以器物沿面装饰戳印的点线组成的三角形纹最具特色。典型器物主要有侈口锯齿花边口罐（报告中的A型侈口罐）、沿面装饰三角形戳点纹的侈口罐（报告中的B型侈口罐）、直口钵（报告中的A型钵）、敞口钵（报告中的B型钵）等。

       在对以上诸遗址材料进行甄别、分析之后，江章华研究员从横向角度对这些遗址的文化与年代关系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他提到，银梭岛一期遗存目前只发现在银梭岛遗址，此外尚无第二处遗址发现该类文化遗存；宾川白羊村早期与银梭岛二期第三段文化面貌比较接近，均盛行戳印点线纹装饰的陶器，所以推测银梭岛二期和白羊村早期应该属一个文化区，可以将其暂称为“银梭岛文化区”，主要位于洱海周围，二者也存在一些小区域差异。永平新光遗址的文化面貌独特，与其他遗址区别明显，位于苍山以西的澜沧江流域，暂称其为“新光文化区”，虽然新光文化与洱海区域的银梭岛二期文化区别明显，但二者也有一些相似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判断新光文化与银梭岛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当，二者在文化上有交流。元谋大墩子、永仁菜园子均处在金沙江流域，地域相近，文化面貌基本相同，暂将其称为“大墩子文化区”，从其花边装饰的作法颇似银梭岛二期3段和永平新光遗址四期的风格分析，推测其年代应相近，这一现象很可能是洱海区域文化在此时向东扩张的结果。

       通过对前面各遗址陶器的比较，可以基本确立各区域现今发现的诸遗址各时段的年代关系（表二），结合碳十四测年来综合分析，目前发现的滇西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年代可以初步推定在距今5000-3400年的范围内。

 

江章华研究员对滇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诸遗址年代关系的认识

       在第三部分，江章华研究员介绍、分析了滇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诸遗址的文化格局及其与周邻地区的关系。

       江章华研究员说到，滇西山地多，坝子数量少且面积不大，多为沿河谷伸展的河谷冲积坝。新石器时代遗址多位于这些山间盆地，而围绕坝子（盆地）周围的多不属于难以逾越的险峻高山，不妨碍区域间的交往。正是由于这种地貌环境特点，对云南地区古代文化格局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滇西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文化具有多样性、即小区域特征非常明显，但同时各区域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在文化的多样性下也存在明显的共性；而一些地理条件优越，占据着优势资源、面积较大的盆地，其文化可能具有更强的辐射与影响力，会逐渐将周围地区纳入其文化圈内，像大墩子区域晚期阶段文化逐渐趋同于洱海区域便是这种情况的体现。另外，复杂的地理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丰富和多样性的食物来源，这对史前时期人类的生计影响非常明显，这体现在滇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生计模式比较复杂，而上述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也反映出这样一种普遍的生计模式。

       随后，江章华研究员又将滇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相邻其他地区如永胜枣子坪遗址、西昌横栏山遗址、盐源皈家堡遗址等做了对比研究，并总结出“大区域的共性与小区域的个性”这一结论。他提出，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裙边装饰、刻划纹、戳印点线纹为共同特点。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江章华研究员又对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年代问题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的报告中，分别将该遗址的年代判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虽然这只是一个相对年代概念，但相对第三次发掘报告中的年代，其可靠性或许会稍高一些。由上可知，整个滇西至滇西北这一时期的新石器文化应该不同程度都具有类似的特征，剑川海门口遗址过去发掘的材料与这类遗存区别很大，推测当晚于这类遗存，晚期遗存已进入青铜时代，但海门口遗址的年代上限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材料来加以辅证。

        在讲座的最后，江章华研究员提出了几个问题供给大家思考。第一，银梭岛一期遗存与皈家堡下层遗存的来源问题；第二，银梭岛一期遗存在第二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替代这一文化的人群又从何而来？第三，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的上限问题；第四，西南夷地区青铜文化出现的背景问题。虽然江章华研究员对以上问题都有自己的一些初步思考，但也希望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能共勉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另外，江章华研究员还对四川大学考古系即将长期工作的海门口遗址表达了自己的期盼与鼓励，希望考古系师生能有更多的发现，解决更多的问题。

        演讲完毕后，聆听讲座的川大师生与江章华研究员就滇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交流。随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对今晚的讲座做了简要总结，希望同学们能打好基本功，提出新问题，拓展新视角。江章华研究员的这场讲座为我们呈现了他关于滇西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一些思考和认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西南古代文明的了解。在热烈的掌声中讲座落下帷幕，李映福教授代表川大师生再次向江章华研究员表达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