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院长主持讲座

       霍巍教授首先介绍了徐坚教授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成果，并对徐坚教授在百忙之中为川大师生开设讲座表达了感谢。徐坚教授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95-1998年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系就读，1997-2000年7月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攻读博士并获得博士学位，2000年7月就任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及东南亚青铜时代考古学、考古学理论、考古学史及物质文化遗产。著有《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等专著。

 

徐坚教授开始讲座

 

       讲座伊始，徐坚教授生动地以电影《叶问》中的南拳北拳的区别作类比，讲述了当下中国“南派”考古尚未表达完全的现状，对川大考古取得的成就表示了高度的认可，并对同学们提出了殷切希望。此外，徐坚教授还就讲座的标题进行了详细的题解，指出“社会发展阶段论”和“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为四川大学考古学奠基人冯汉骥先生及其传人童恩正先生的学术理论，“山地中国假说”则是徐坚教授对西南考古学的展望。

 

       讲座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冯汉骥先生和童恩正先生的学术遗产。冯汉骥先生对中国西南的认知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平行观。其中两个平行观是显性的，一个是方法论上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互相引证的平行观，另一个则是地域上中原与西南的平行观，属于传统学术取向的近代化表示。冯先生提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平行观，是受《古代社会》的影响下对中国早期社会的认知，丰富了中原与西南的平行观，也促进了冯先生西南观平行思想的形成。而童恩正先生的西南观点，是伴随着童先生对半月形地带的研究而产生的。童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不是作为中国文化线索之一的西南，而是独立的西南的观念和传播论观点。我们应正确认知西南考古的知识遗产，认识符合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平行独立进程和独特地带的传播体系。西南考古学的问题应该回归到考古学研究如何助益于历史研究、对西南地区的研究如何有助于理解中国历史上去。

 

       第二部分讲述半月形传播地带的实质。在准确把握两位先生的遗产之后，我们需要走出半月形地带。实际上半月形地带在许多学科都被广泛关注，只是学科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从考古学而言，半月形地带就是所谓的黄色地带，是区别于我们熟悉的绿色地带，无法用绿色地带的理论来解释的地带，是需要我们去建构词汇、方法和理论的地带。黄色地带上的国家根本不是绿色地带上的夏商周，所以用在绿色地带上寻找夏商周的方法去黄色地带寻找夜郎等国家，都是缘木求鱼。故而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去解释黄色地带是什么，来源何处，发生了什么。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真实

  

       对西南的认识首先开始于冯先生的时代。冯先生认为，西南是一个与中原平行发展的体系，但是一个“礼失求诸野”的在野体系，是一个可以用时间滞后的考古资料去与早期文献相对应的体系。第二阶段则是传播论的体系。山地是所谓的华夏边缘，是一元中心的文明放射的边际，其文明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和文明中心的距离和亲密程度。第三阶段则认为平地和山地是两个世界,密集种植型农业所形成的文明不能上山。国家是一种机制，是一种策略，是一种统治，而不是单纯的王城、器物。山上并非是文明的终端，而是部分人在摆脱平地国家机制后来到山上，形成平地所没有的文明。第四阶段则在第三阶段的基础上，认为山上的文明并非从平地中脱胎，山上并非一个个独立的散居点，而是一个平地所无法解释的整体文明，是一个存在其独特机制的国家。平地文明无法上山，平地考古中的理论也无法在山地考古中应用。山地文明的研究以东南亚大陆地区和南美安第斯山区的山地文明体系的研究最为突出，尤其是后者，值得我们在研究山地文明时借鉴。

 

       在第三部分，徐坚教授以铜鼓为切入点，去认识山地文明。冯汉骥先生和童恩正先生都对铜鼓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对铜鼓的认知是建立在他者界定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预制性观念体现在《西清古鉴》中确立的华夏遗制和蛮夷所用认知原则。这是一种建立在他者角度的研究。铜鼓是研究西南无法回避的器类，其用法非常复杂，沿用时间非常漫长，从青铜时代到历史时期都在用，而复杂程度在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铜鼓没有一以贯之的铜鼓使用方式。在研究铜鼓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将反应短历史和长历史的遗物杂糅在一起，把不同行为者的遗物揉在一起。

       此种铜鼓难以被他者所理解。《明史•刘显传》:“鼓失则蛮运终矣”、“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我们的研究常常以为记载必有所本，却又无法与我们自己所发现的研究体系相吻合，于是便提出了不可尽信的观点。这种模式到最后对可信与不可信的判断完全在于研究者本身。但实际上我们是可以不断地推知历史真相的。《岭外代答》：“州县用以为更点，交趾尝私买以归，复埋于山，不知其何义也。”生动地表现了作为本我的山地文化不为他者所理解的一面。

       所以如何去寻找鼓的真实价值呢？铜鼓真的是鼓吗？中国南北的确存在礼器与兵器和乐器之别吗？铜鼓是否是统一权力的标志？铜鼓的广泛分布意味着政治势力的扩张？这些问题的解读是关于铜鼓研究的重点。在方法论上，文献不能误读，物质材料也不能误读。基于文献误读的物质误读，反映了文明模式误读。文献、口头传统和物质都是阐释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考古学是解释之学，一切材料都应当是阐释性的，不应不加思考地去代入预置性的思想体系中。

 

       接着，徐坚教授围绕作为库拉圈的铜鼓圈作出了更具体的讲述。冯汉骥和童恩正先生都提出，铜鼓不仅仅是乐器，而可能是陈列器，铜鼓和鼓形贮贝器应该视为同类器物。而汪宁生先生则在《铜鼓和“夸富宴”》（1989年）中提出了铜鼓是“夸富宴”上的乐器的说法。徐教授结合这两种观点，认为铜器是“夸富宴”上使用的陈列器，并通过对具体材料的分析阐释了铜鼓不可能为乐器，而是陈列器的理由。铜鼓是在“夸富宴”上使用的陈列器，中原文明之所以无法理解铜鼓，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夸富宴”，无法理解山地的制度。“夸富宴”是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制度，指通过过度的、奢侈性地消费财富获取社会财富分配的更大份额的方式。所以铜鼓是一种礼器，是一种陈列器。铜鼓圈是一种库拉圈体系，是以作为威望物的库拉（铜鼓）的流动，通过库拉建立饥馑救济体系和政治联盟。在威望物不断流转的过程中去建立平行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是一个平行层级的网状结构。

山地文明有很多平地考古圈所无法解释的体制。首先是其青铜器的制造体制。在中原，青铜器制造是一种中央垄断性的工业。但是从缅甸发现的铜鼓可以发现，其制造是一种委托走动的工匠集团的方式来制作，也就是小型的，在广泛地区内活动的工匠集团分别承担了青铜器的制作，“夸富宴”承办者通过对这些工匠集团的雇佣来铸造铜鼓，从而开设“夸富宴”。“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这种不为汉人所理解的体制从而也可以解释了，这里的铜鼓，就是其平行权力构建的关键，也是开设“夸富宴”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只需准备铸造铜鼓的原料。《晋书•食货志》：“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这样一段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记载在这里就凸显了价值。“广州夷人”对铜的态度可以体现铜鼓的重要性。《广州记》：“狸獠铸铜为鼔，以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 ，垂之于庭，克辰置酒，招置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钗，执以扣鼓，留遗主人也。”充分体现了铜鼓的地位。

 

       讲座的第五部分是作为山地国家圈的铜鼓圈。来自水边、来自海边的铜鼓的库拉圈流动的观念有可能进入了山地。最有可能的地带是童先生的《试论早期铜鼓》中提到的红河流域。更重要的是观念的流动，工匠集团的流动性加快观念的流动，出现了“被改造的威望物”，并把这种工艺带入山地。这些后期附加的三维人物、鼓形贮贝器的改造都是在加强铜鼓的威望。此外。鼓形贮贝器上的人物的服饰和发型是可辨识的。可以发现三维立体人物是后期焊接的。鼓身线刻羽人来自水边，其上的三维人物则属于山地，二者从属于不同的文化。作为威望物的铜鼓从水边到山地的传播，进入了威望物的链条，并通过威望物搭建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形态展现出一些在水边表现的不那么明显的特征。

三维人物的场景中位于广场之上，包含杀人、歌舞等行为，这超越了来自第三层级的考古学的理解框架，那么如何理解山上国家的运作方式？徐坚教授认为这是一个网状的国家，是一种星云政体，即由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政权构成的层级结构，中心霸主通过礼制和市场实现控制的体系。平地国家和山地国家有由不同的经营方式。山地政体中，中心市场兼具政治、经济和礼制价值。

从更大的地理环境和考古发现来看，环滇池地带青铜文化遗址符合星云政体分布和层级规律。中央王庭按照山地中国的理论很有可能是移动的，垂直高差文明带分层现象说明了山地文明和平地文明的关系。

 

       讲座的最后，徐坚教授提出了西南考古实践的可能贡献，希望去重新认识考古学的独特理论、方法和建构价值，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结构。他认为山地中国假说可能可以真正改变中国考古学的一元面貌，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实现真正的多元一体。

 

黎海超博士在提问

 

       讲座之后，黎海超老师就“山地中国理论适用的阶段”、“流动工匠理论提出的依据”两个问题与徐坚教授进行了交流，聆听讲座的同学们也就讲座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同徐坚教授进行了积极交流。随后，霍巍院长对当晚的讲座做了简短总结，徐坚教授讲座的主题涉及到冯汉骥先生还有童恩正先生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的新发展，是非常有挑战也有启发意义的话题。西南考古中各人群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对人群的影响等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新的领域。西南考古中先驱者们有自己的解释路径，但后继者还需要自己去探索。霍巍教授最后强调，在这个老师领进门的讲座之后，听众也应该有自己在西南考古中的独特的探索与思考。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霍巍教授代表川大师生再次向徐坚教授表达感谢。 

 

霍巍院长和徐坚教授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