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第二场报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涛副研究员带来的“古代都城的空间与构成——以汉魏洛阳城考古为例”。首先，他对城与都、空间、构成、时段等概念进行了说明，强调了汉魏洛阳城的历史地位，并对汉魏洛阳城考古简史做了回顾。接着，他对城址形制变迁、重要建筑、永宁寺、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址周边墓葬、宫城六个方面的考察、发掘与收获进行了介绍。

  

刘涛副研究员报告

 

　　1960年代至1997年的四次勘探发掘，明确了城址的始建年代、不同时期的四至范围、形制演变和路网布局等，确认了北魏时期该城址外郭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垣的都城形制。重要建筑主要包括1963年发掘的内城南部北魏一号房址（太庙），1965年发掘的宫城北部圆形建筑（陵云台），1972-1981年发掘的南郊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通过这发掘，获得了汉魏时期重要宫室单体建筑的形制布局资料。永宁寺是北魏皇家寺院，布局以木塔为中心，1979-1981年、2000-2001年进行过两次发掘，《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永宁寺的南门和宫城内的端门相似，但从发掘结果来看，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差距的。另一处重要的寺院遗存是白马寺，在汉晋大城外侧，历代均有沿用，现存的白马寺是明代重修的，范围和规制已有很大变化，但在其中发现很多唐宋时期修筑白马寺的陶窑遗址。在城址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类遗存是手工业作坊遗址，1985-1990年对北魏“大市”遗址发掘，1988-1989年对城址东南东汉窑址发掘，1998-2000年、2006年对白马寺窑址发掘，出土的众多遗物为当时城市的社会生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汉魏洛阳城周边发现的墓葬不多，1964年发掘了东汉城南刑徒墓地，1982年对西晋帝陵勘探发掘，1988-1990年对东汉城西大墓与墓园建筑、东汉城东墓葬群发掘，1991年对北魏景陵大墓发掘。其中刑徒墓共发掘522座，出土刑徒墓砖800余块，墓砖上记载有这些人的身份和年代，墓主应是从各地征调来修筑洛阳城的刑徒；东汉洛阳城西汉墓发现疑似玉衣的残片，墓室规模较大，旁边发现有规整的墓园建筑；北魏陵区在汉魏洛阳城的西北，其中景陵经过全面发掘，为北魏陵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坐标；西晋帝陵文献中记载的比较清楚，通过勘探调查，推测有两座陵墓属于崇阳陵和峻阳陵，但限于考古资料，相关讨论还难以展开。

 

汉魏洛阳城宫城区遗址航拍图

 

　　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对宫城的发掘，宫城位于汉魏洛阳城中部偏北处，1999年起陆续对宫墙、宫城正门阊阖门、二号门址、三号门址、宫城西南角等进行了全面发掘，初步认为整个汉魏洛阳城的宫城在曹魏时期已经形成规制，北魏迁洛以后大体上沿用了这一规制。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太极殿，太极殿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夯土台基，在东西两侧还有其他附属建筑。通过多年的工作，目前对宫城、城门、道路、重要建筑位置的演变有了充分的认识。

 

　　最后，刘涛副研究员做了总结，都城包括宫—城—郭三个空间层次，北魏洛阳城还有外郭城，外郭城可以视为都城在第二层次上的外限，这三部分在文献中也有反映，同时在宫—城—郭中也有各自的空间层次；整个汉魏洛阳城的空间构成是一个从内到外，从宫城到郭城不断扩大、政治性因素不断减弱、经济性因素不断增强的状况。当然，都城研究的视角包括选址、规划、空间、构成、管理等方面，西方学者提出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城市是文明的载体，那么都城则是时代文明及物质文化的最高体现。

 

　　之后，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霍巍教授赞同刘涛副研究员所说的都市是一个时代文明的精髓所在，并且认为在北魏迁洛的特定环境下，要考虑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维度，北魏洛阳城涉及到南北礼制的正统之争，而且影响到以后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然后到唐的整个体制建构中，北魏洛阳城对其他都城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同时他提出北魏洛阳城中永宁寺的位置与北魏改制的关系，及这样的布局对以后是否有影响的问题。刘涛副研究员回应说，永宁寺是从大同过来的一个皇家寺院，从它靠近中央官署的位置上看也是合乎情理的，但这样体量巨大、高大规整的建筑应该是一个特例，不过寺院的规制却是一脉相承的。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二虎教授指出，杨宽先生和刘庆柱先生曾讨论过汉长安城的外郭问题，他提出从北魏洛阳城的外郭城来看，汉长安城是否应该也有外郭城，这方面的考古发现情况如何的问题。刘涛副研究员回答说，汉长安城应该是有外郭的，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形态标定其外郭的范围。杨先生和刘先生都提到，汉长安城外有大量人口存在，这说明是有外郭存在的，其形态可以用东汉帝陵的例子来解释，西汉帝陵因为有阙台，可以确定其四至范围，而东汉帝陵目前没有发现与垣墙有关的遗存，但徐苹芳先生认为它可能不是夯土墙一样的存在，而可能是篱门、行马这样一个物质结构的存在。由此刘涛副研究员认为范围和标识应该是两个概念，文献也记载东晋的建康城当时有很多篱门，所以汉长安城应该是有外郭的，外郭可能是在某些道路的某些位置设置关津、关口、渡口，通过这些关卡设置官职来进行管理，这应该是外郭的一个客观表示。另外还可以以唐长安城为例进行说明，从文献记载来看，唐长安城南部人并没有住满，但在城外还有大量人口存在，唐长安城以朱雀大街为界，东边是长安县，西边是万年县，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如果不存在在关津等重要地方设节点管理的情况下，这两个县的辖域范围也可以视为外郭的范围。徐龙国副研究员同意长安城存在外郭的观点，他指出汉长安城虽然没有发现郭城，但除了南边礼制建筑之外都发现有墓葬，这些墓葬有一部分应该属于城外居住的人口，而且在汉长安城的东边发现有手工业作坊遗址。另外文献记载海昏侯到长安城奔丧的时候，已经望见“东郭门”时要下车哭，正如刘涛副研究员所说，外郭并不是一圈的墙，而在交通要道设一个关卡，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徐龙国研究员提出，汉魏洛阳城的宫城工作做得很细致，在古代都城中应该是最清楚的，目前发现的城门算上小城宣阳门的话有四道，但与文献记载中的“天子五门”还差一道，应该如何看待所谓的“天子五门”；另外太极殿和三道宫门之间的距离分别是多少，最后一道宫门遗址到太极殿之间距离似乎很长，是否在这之间还应有一道宫门。刘涛副研究员回应说，汉魏洛阳城目前太极殿前确定有三座宫门，如果沿着御道往南，还有出入内城的宣阳门，再加上外郭城的城门，是否可以算作五座城门，但这五座城门是否是“三朝五门”中所谓的“五门”，这是一个对应的问题，“三朝”则比较复杂，有左中右、前中后两种不同的说法。太极殿前有三道宫门，从太极殿到阊阖门大概是600米，太极殿是一个闭合的院落；云龙门和神虎门之间做过一些工作，但没有发现殿址或门址。

  

　　张薇薇博士提出如果从宫城长时段的发展角度来看，如何理解汉魏洛阳城宫城出现两条轴线的问题。刘涛副研究员回答说，从太极殿到阊阖门是宫城的主要轴线，而这个主要轴线也是都 城的轴线，这样说是因为从司马门进来的这一条线是否是轴线仍是一个待认可的问题，同时还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整个都城结构是魏晋形成、北魏沿用的，这可能与东汉洛阳城有关系。

 

　　王煜副教授提出“三朝五门”这样主干道的体系和北朝至隋唐墓葬中天井、过洞的关系问题。刘涛副研究员回应说，两者可能存在联系，可以确定的是唐墓用天井、过洞的数量表明等级，但两者之间如何对应还有待研究。韩建华副研究员也提到，傅熹年先生通过对懿德太子墓五天井、五过洞的结构与太子所居东宫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认为这是生人宅院在墓葬里的一个体现。

 

韩建华副研究员提出胡汉体制在北魏洛阳城中如何体现，邺城制度对洛阳城影响的问题。刘涛副研究员回答说，自己对北魏洛阳城的胡汉体制未做过系统总结，只能从一些现象进行说明，比如外郭城的里坊制应该是对平城一种具体形态上的沿用；而北魏对“三雍”只沿用了辟雍、明堂，对灵台弃而不用，将太学废弃之后在城里设了国子学，这些体现了对汉制的改动。郭湖生先生提出了“邺城制度”，提出骈列制即两条轴线的问题，从北魏洛阳城的情况来看，是继承了邺城的一些制度，但是也有取舍，另外郭先生对整个邺北城的复原主要依据文献，还缺乏考古材料的支撑。

 

钱云博士提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钱云博士从汉代在边隘没有形成国境线，而是通过关隘来控制人口，提出关津与外郭城的关系及区域差异的问题。刘涛副研究员回应说，就靠近都城地区而言，外郭城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形态，但在靠近都城的某些地方，一些关津就具有外郭城的城门性质，但反过来就不一定成立。

 

 

韩建华副研究员报告

 

　　下午首先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韩建华副研究员作题为“唐宋变革视野下的洛阳城——以考古发现为中心”的报告。他首先对唐宋变革理论概况进行了介绍，将其分为肇始期、形成期、拓宽与深化期，梳理了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观点，从明代的陈邦瞻到近现代的钱穆、陈寅恪、傅斯年、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加藤繁、施坚雅，再到包弼德、宁欣、妹尾达彦等。随后，韩建华副研究员从隋唐洛阳城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城址形制、考古发掘等方面进行了介绍。隋唐洛阳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在北魏洛阳城以西，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宋时称为“西京”，宋金之际毁于战乱，历时500余年；隋唐洛阳城地处洛阳盆地，三面围山，一面是冲积平原，水系众多，地理条件优越；经过几代学者的探索，目前对隋唐洛阳城宫城、皇城、里坊都有了深入认识；80年代对隋唐洛阳城宫城区进行过钻探，2008年对宫城区进行了发掘，他重点对明堂、天堂的发掘情况进行了介绍，通过发掘对宫城中心区有了一定认识。

 

　　接着，韩建华副研究员对宋代洛阳城的考古发现进行了介绍，北宋西京考古发掘始于上世纪50年代，伴随着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而展开，发掘对象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城墙的发掘，城墙主要是在唐代城墙两侧增补，或者重新增筑；二是城门、衙署门的发掘，主要有五凤楼（应天门）、右掖门、宣仁门和东城宋代衙署庭院正门；三是重要殿址的发掘，主要包括中轴线上北宋殿址的钻探与发掘、大内西部部分殿址的发掘。

 

　　其后，韩建华副研究员从结构与布局方面对唐宋洛阳城进行了对比，在都城规模及结构方面，延续性体现在轴线未变和郭城、皇城、宫城的组合未变，变迁性体现在宫城缩小、皇城扩大、布局呈回字形和城门名称的变化。在宫殿建筑基址的平面布局及结构方面，唐代单体建筑呈长方形，复合建筑严格对称，这种复合建筑在敦煌壁画中也有出现，而宋代宫殿是一种复合型建筑，由工字形殿、千步廊、天井组成。在里坊的结构及变迁方面，近年来对白居易故居、南市温柔坊和恭安坊做过一些工作，获得了关于唐代里坊的一些资料，另外对宁人坊的勘探发掘表明其平面呈南北长方形，四面开门，坊门位于坊墙正中，由墩台和门道构成，为单门道结构，在南坊门和西坊门均发现晚期叠压在坊墙和坊门上的遗迹，这种破坏坊墙、侵街的现象开始于晚唐时期，与文献记载相符，虽然坊墙被破坏了，坊作为一种行政管理区的概念仍然存在。

 

　　在出土遗物方面，主要有瓦当、建筑构件、建筑装饰及宋代生活用品，隋唐多莲花瓦当，可能与佛教有关，宋代瓦当形制发生了变化，多龙纹、兽面纹、牡丹纹瓦当；隋唐多莲花砖，纹饰有莲花、宝相花等，宋代出现了异型砖，纹饰出现了牡丹纹等。至于生活用品，隋唐洛阳城出土很多三彩器物和白瓷器物，而宋代三彩在器形和装饰上更加多样，但基本上已经瓷化，且以黄绿彩为主。

 

　　最后，韩建华副研究员总结说，洛阳城在唐宋时期是延续中有转变，自己是在用考古材料来检验唐宋变革理论，注重史实的重构，以往的唐宋变革研究注重坊市制度崩溃的经济背景，缺少对政治空间（宫城和皇城）的关注，通过考古材料的个案研究介入唐宋变革的讨论是以后应该关注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