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与会学者和同学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霍巍教授指出，总的来看，里坊制的崩溃是唐宋之间都市结构的最大变化，但在唐宋洛阳城里大的空间结构改变并不是很明显，这应该如何解释。韩建华副研究员回答说，最近包伟民先生在关于唐宋变革的历史维度里对唐宋变革作了一个反思，他指出我们目前所见的《清明上河图》中画的北宋晚期汴京的繁荣景象，到底与当时的现实有多少差距，当时画这幅画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另外都城里坊的变化，主要通过文献的梳理，北宋东京在城里驻有兵营，日本有学者提出北宋东京东西两个区间的不同，一部分是民居区，一部分是兵营，居民区经济可能会繁荣一些。但是在洛阳，北宋真宗以后政治性减弱，文化气息比较浓厚，坊墙是在晚唐开始被破坏，但坊作为管理的概念还是存在的。

 

　　王子奇博士提出里和坊从秦汉往后有一个统一的问题，从隋唐往后看有一个分离的问题，应如何考虑这一问题；北宋真宗时期汴梁城还存在坊，而洛阳城从晚唐开始就有坊制的破坏，这是一个个案还是整个洛阳城普遍存在的现象，北宋前期坊制是仍然得到加强还是继续破坏。徐龙国研究员也提出里坊变化的问题。韩建华副研究员回答说，有很多学者讨论里和坊的概念，但现在仍讨论不清楚，日本妹尾达彦先生提出了“坊墙制”，“坊墙制”出现于北魏迁洛后，目的是便于管理没有一定约束力的游牧民族，到唐晚期破坏的是这种有形的墙，但管理的系统和方式仍然延续。刘涛副研究员紧接着提出城内叫坊、城外叫里的问题，韩建华副研究员回应说这一问题很复杂，从墓志材料来看，城内城外都有叫里和坊的。王子奇博士指出，成一农先生在《里坊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中，通过墓志分析提出唐代墓志在谈到一个人籍贯的时候往往称里，谈到一个人宅于某地的时候往往称坊，唐人对里和坊可能有互用的情况。之后各位学者针对里的由来和变化展开了讨论。

 

王煜副教授提出有观点认为里坊制可能是受了北方少数民族王帐和在王帐周边各部落帐的影响，在平城形成了这一套制度，我们应如何评价这种观点；另外我们一般将隋唐长安城作为中古城市的典范，隋唐长安城轴线居中，而轴线居中在其他传统汉民族城址中其实较为少见，轴线居中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典范，这种“典范”是在传统上就特别典型，还是在建成后才被认定为典型？这或许涉及到城市政治核心居与城市中心到底是历自来传统，还是外来影响的问题。韩建华副研究员回答说，里坊制与王帐的关系只能作为一说，南迁的北方少数民族首领采用的应该是胡汉结合的方式。徐龙国研究员认为这可能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结合了北朝的制度，关于轴线问题，他认为应该结合当地的地形地貌来看。刘涛副研究员指出汉魏洛阳城的轴线针对于外郭城来说是居中的，中轴线的观念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随后各位学者针对城址轴线的问题又展开了讨论。

 

　　在场的同学也就唐长安城的宫城不在高地，太极殿落在北边较低的地方，这与传统的宫城从高从险布局不同提出疑问。徐龙国研究员认为唐长安城宫城的地势是南高北低，但受“九五至尊”观念的影响，太极殿的位置只能选在那个地方，但从后面大明宫的修建来看，仍然是在高地。韩建华副研究员指出，太极殿的位置是地上线和天上线交叉的那个点，大兴城的建设先是选太极殿的位置，然后再确定宫城的位置，之后再确定外郭城，最终从实用的角度老驴又建了大明宫。

 

 

王子奇博士报告

 

　　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子奇博士以“横切面与长时段——宋元地方城址研究的再思考”为题作了报告。首先，他引用徐苹芳先生和杭侃先生的观点，指出宋元明地方城址是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他说明自己思考的出发点是宋元明地方城镇的类型，并对既往研究做了详细梳理，徐苹芳先生总结宋元明地方城镇时依其布局分为方形十字街式、方形（或长方形）丁字街式、方长形纵街横巷式和不规则形四个类型；杭侃先生对中原北方地区的宋元地方城址进行过考古调查和研究，按照街道布局，将这些城址划分为十字街和丁字街两大类；李逸友先生将辽代城市划分为都城、府州县城、投下军州、奉陵邑和边防城五种不同类型，同时他认为府州县城存在一定的等级制度，有大、中、小三等；林秀贞先生对东北地区的金代城址类型进行过研究，将其分为路府州县城、军事城镇和山城三个类型，前两类都可以再分为三个等级；李逸友先生将内蒙地区的元代城址分为都城、投下城和路府州县城三个类型，并初步总结了这些城址反映的“城市制度”；杭侃先生曾集中对三峡工程淹没区的忠州、涪州、丰都等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并结合其他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将三峡地区的城址分为山地城、平地城和抗蒙元山城三类，其布局各有特点。

 

　　随后王子奇博士提出了自己的三点思考：一是城镇的“类型学”与系统研究。通过分析类型学的本意和作用，他提出类型学在城镇研究中如何应用的问题。在已有城址研究中，进行“类型”研究的典范是宿白先生关于隋唐城址的研究，宿先生根据城址的规模和布局，将隋唐城址分为京城、都城、占地十六坊的大型府州城、占地四坊的一般府州城和占地一坊的小型州城与县城五个类型，这一整体框架到今天仍然基本成立。宋元时期的城址的宏观研究，显然受到了宿白先生的影响，最典型的研究思路大概是两种，一种是参照宿先生分析隋唐城址的思路，将辽金、蒙元城址按照一定规模进行分析，划分出若干等级，进而总结出一套“城市制度”；另一种是侧重于城市布局，尤其是街道布局，如徐苹芳先生依城址平面布局将宋元明城址划分的四个类型，杭侃先生的研究可以视为徐苹芳研究思路的一种扩充。同时，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城址在长时段使用过程中的复杂情况，一种是选址或性质的不同，一种是城址修建情况的不同。因此，进一步研究要考虑的问题是宋元明时期的地方城址，是否还要进一步进行类型学研究；如果需要，应该如何进行下去。

 

　　二是宋元地方城镇研究的新动向，唐宋以来的城市多为古今重叠型，新城规划受旧城约束，不能完全表现出来，而各时期新建的城则少受羁绊，往往可以充分地体现新的规划思想和时代特征，从分析这些新城入手，就成为研究古代城市规划变迁的有效途径。他以杭侃先生与自己所做的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址研究、刘未先生对蒙元创建城市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说明，这类重视某一个时期的新（创）建城址的研究，是宋元城址研究的一个新的动向，即所谓的“横切面”，这样有助于避免不同时代特别是前代城市的干扰，也可以进一步考察城址的规模和等级问题。

 

　　三是城址个案研究的长时段考察，即对非古今重叠型城址时代和沿革的再探索。他以集宁路古城为例进行了分析，对其不同时期公布的资料和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草原地带“古今重叠”城址的特征，同时有必要重新思考“古今重叠型”城址的定义，之后他又以德宁路遗址和塔虎城为例进行了说明。此后，王子奇博士以河北定兴县城为例，介绍了古今重叠型城址内部建置的动态考察，通过对其历史沿革、相关研究和城内建制的梳理，他认为尽管定兴城街道格局自金代始建以来没有大的改易，城内的建置却在历史演进中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元代初年三皇庙迁至城外，又在大德六年迁回城内旧址，这和元代三皇庙的祭祀制度调整有关；明初县署自城东南迁至西北，城隍庙迁至元代县署旧址重建，三皇庙逐步废弃，则和明初的一系列国家制度建设和改革有关，这是一个集中调整的时期。这提示我们在进行城址个案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其街道格局的变化，更要重视城内建置的改易及背后的原因。最后，王子奇博士提出，对于荒野型城址，特别是在宋元城址中占有很大比例的辽金元城址，通过考古工作来考察其时代和沿革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古今重叠型城址，注意其内部建置的动态考察，则可能在以往注重城址平面格局复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随后，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霍巍教授指出，在历史时期考古发现中，墓葬遗存或石窟寺遗址的形态一般较为固定，而城址由于人的活动会出现很多情况，再加之功能和地理环境的制约，又会出现一些变数，如何对城址进行研究，王子奇博士给了我们一个深入严密的思考。同时霍巍教授以大昭寺为例，指出历史上大昭寺历经修缮，如果我们直接将其作为唐代的大昭寺进行类型划分，就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王煜副教授认为王子奇博士对宋元地方城市研究方法的思考对于今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很大意义，目前历史时期考古的青年学界普遍形成一股对研究方法反思的思潮，其中谈得最多的是对类型学的反思，如人大的沙龙就专门有一期叫“类型之外”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对墓葬、器物、美术、宗教考古研究的领域中也都专门组织过类似的主题讨论。这并不是大家对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类型学方法的放弃，类型学研究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依然有它的适用领域和重要地位，也有它的历史贡献和现在、将来的发展，而是新一代研究者对方法的多元化、目的性的追求。学术研究应根据问题、材料、目的来主动选择适合的方法，也有责任在具体的研究中发展原有的方法、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探索新的方法。王子奇博士的报告给我们许多启示。

 

 

董华锋副教授提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董华锋副教授提出宋元时期城址中寺庙布局是否有规律、受哪些因素影响的问题。王子奇博士回应说，以前有学者认为辽金时期的寺院可能更多的分布在城的西北部，但目前还看不到寺庙布局的统一规律。董华锋副教授补充说，自己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成都地区陆续发现了很多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存，有些是寺院遗址，有些是窖藏，但很奇怪的是这些遗存只出现在今天成都城一环路的西北角，与之相关的文献是说成都西北角这一时期人口较多，这些引发了自己的思考。

 

　　钱云博士认为北宋新建城集中在北方地区，且靠近当时的边境地区，提出其中可能存在一些特殊现象，不一定能作为代表进行研究的问题。王子奇博士回应说，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思考，宋代南方、北方的城市应该有区别，南方地区的城普遍是宋代城的扩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