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江堰灌溉工程的庇佑下，作为核心灌区的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都江堰灌区内的乡村人居环境最重要的特点，是分散型的聚落形态——“平畴如砥，乡民散居，或三四户，或五六户，棋布星罗，竹树蔽之”（乾隆《郫县志书》卷一），乡间农户“皆散居，各有林园”（《重修什邡县志》），且相聚较远，这种“无塞无村”（《安县志》卷五十六）的人居景观形态，较为明显地区别于以华北地区村落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最为典型的“集村”景观。这样的川西农居景观，被称作“林盘”。川西“林盘”以由内而外的“宅-林-田”三个圈层为主要构成形式，都江堰灌溉体系中的各级堰渠贯穿田间，形成竹篱小院、流水淙淙、充满诗意的田园风光。这样的散居形态延续至今，成为都江堰灌区最具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随着21世纪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 “三个集中”政策（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的推动下，一系列新农村建设措施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乡村环境与人居形态产生了影响。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保护并合理利用“林盘”，成为各界人士共同关注并思考的问题。

（郫都区三道堰镇炮通村附近卫星图） 

      作为都江堰灌区内的重要学术机构，四川大学的学者同仁有义务和责任对此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2018年6月29-30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了“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江堰灌区乡村人居环境变迁研究”工作坊，邀请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景观学、环境学、地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采用主题报告与话题讨论结合的形式，从不同学科及各自关注的问题出发，共同研讨都江堰灌区人居环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工作坊是“四川大学中国史青年工作坊”系列工作坊之一，得益于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建设经费的支持。

      2018年6月29日上午的三场报告紧扣工作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主题。“移民社会”是研究历史时期四川区域的“钥匙”之一，也是我们展开相关讨论的重要历史背景。首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世松研究员作了题为“大移民时代的历史记忆与巴蜀客家面相”的报告。报告分为“大移民时代四川民众的记忆建构”、“大移民时代历史记忆的主体及特性”、“客家历史记忆中的苦难跋徙经历”、“比较视野下的巴蜀客家面相”四个部分。陈世松研究员认为，“故老传闻”对移民历史记忆研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口述与文字材料为我们呈现了移民的记忆构建。在记忆性质方面，外省入川移民的记忆较清晰和连续、土著居民则较模糊和断裂。针对“麻城孝感”现象，陈世松提出，这类祖籍记忆“在明代即已成为四川社会的一种公共资源”，“及至清初，这种祖籍从众现象持续发酵”，且“张献忠剿四川”与“解手”两类记忆占据较突出位置。在依次呈现客家移民入川摸底、路票、盘费和吃住行的准备细节之后，陈世松研究员提出，客家移民在入川路线、发家致富和族群凝聚方便都具有一定的特点或代表性。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陈世松研究员作主题报告） 

      华盛顿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艾丹（Daniel B. Abramson）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川西坝子的人居环境与乡村规划”（“Human-Settlement Landscape and Rural Planning in the Chengdu Plain”）。首先，艾丹在全球视野下对比了都江堰灌区林盘人居环境的价值与独特性。他指出，从国内来看，成都平原谷物等农产品的生产力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相近，它在较长的时段内保持了较高的生产力，却没有牺牲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且较少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一方面，分散人居环境下人口密度高，但植被覆盖面积广；另一方面，区域内还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多维度社会生态系统（multi-scaled social-ecological system）。从全球范围看，都江堰灌区的“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 (HANPP) 占“当地净初级生产力” (NPP)的百分比非常高，体现了本地较高的生态可持续性。其次，从一百多年前旅川外国人如Ferdinand von Richthofe、Norman Shaw、Isabella L. Bird和Archibald Little的记载中，也能观察到都江堰灌区林盘人居环境具有较高的“韧性”（resilience，即某系统受到冲击后保持稳定的能力）。随后，艾丹对比了近30年来都江堰灌区内农业人口、粮食生产、房地产投资等数据变化，回顾了2003年以来的“三个集中”等政策，以及研究团队自2008年以来对郫县等地的实地调研情况，并对未来的“新川西农耕文明区”设想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华盛顿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艾丹（Daniel B. Abramson）副教授作主题报告）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习明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居环境变化”。王教授首先从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中央1号文件出发，对“如何开展乡村振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结合农村人居环境的发展进行了解读和探讨。他认为，乡村振兴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总要求是要“记得住乡愁”、“望得见山水”，并“享受得了现代文明”。但是，传统农村人居环境在此过程中也面临着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变革所带来的冲击。因此应采用引导和发展生态农业与体验农业、倡导生态生活、重视传统文化和鼓励城市人到农村养老休闲等应对措施。

      这三场主题报告分别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视角，讨论了都江堰灌区内人居环境的社会历史背景、现实特征和挑战，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他们的报告为与会者在分话题环节的深入讨论提供了议题与框架。

(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发言) 

      下午的话题讨论共四场，分别为“林盘的历史与保护”“区域整合与可持续性”“聚落历史与空间变迁”“山区与平原聚落空间对比”。为贯彻本工作坊强调跨学科研究的筹办初衷，四个话题分别安排二至三位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需在十五分钟以内结束，引言人作简短评述后全体讨论三十分钟。在工作坊流程设计上，为与会者就各个话题展开充分讨论留出足够时间。

      讨论话题一为“林盘的历史与保护”。本话题共有三位发言人，他们的发言分别呈现了汉代和清代分散人居环境的形成和特点，以及对当前和未来的散居林盘保护的思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李倩倩的发言题目为“从庄园到聚落：由成都西郊曾家包汉墓图像谈川西林盘聚落雏形”，她认为，既有研究已提出“田-林-宅”的三个圈层为川西林盘的基本格局，而汉墓画像所呈现的汉代庄园结构形态或为林盘格局的雏形。因此，李倩倩在考察汉代四川社会经济、水利管理等背景的基础上，探讨了豪族庄园的兴起。曾家包汉墓画像中的水田、荷莲、水草、鱼鳖等内容，都是对当地实际风貌的呈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博士研究生袁上的发言围绕“明末清初入川移民与乡村散居形态”展开。他主要讨论了都江堰灌区内分散人居环境的形成原因，他提出：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和农民对农事便利的追求，确实在较大程度上孕育了本地的散居聚落，但清初“湖广填四川”进程中的移民插占，及其导致的田土所有权分散，同样与分散民居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散”的移民社会怎样通过同乡、宗族、市场等“合”起来，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华盛顿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博士研究生吴霜的发言题目为“林盘保护的多方位思考”，她从世界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的角度，提出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川西林盘人居环境具备自然与文化的双重价值，其中包含多元的传统知识、文化多样的社会结构等要素。她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运用GIS技术研究林盘变迁，并在“西控”、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话语下探讨了未来对林盘的保护措施。

      在本话题的讨论环节，李德英教授提出，三位的发言勾勒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散居林盘的变迁，川西林盘既有其固有特征，又在不同时代下发展变化，李倩倩从汉墓画像中观察到的“庄园”、袁上谈到的清初移民背景下的散居，以及吴霜侧重于文化价值意义上的林盘，都涉及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学科视野下的“林盘”概念究竟有什么不同，又有哪些共通之处，值得本工作坊展开讨论。梁勇教授提出，“雍正五年”是考察清代四川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巴县档案中对村落的形成有很多记述，官员对杂姓散村的管理难度发表过观点，而杂姓散居应该是与移民的因素相关的。陈世松研究员就林盘的历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川西平原的“林盘”聚落形态景观，其历史渊源似不应早于清代的移民进程。因为四川的聚落形态在汉代是以庄园为主的，此后一直到隋唐的变动都很大，元代川西平原普遍实行的是军屯，明代川西平原大量分布的是王府庄田，万历年间，成都附近州县的土地，“为王府者十七，军屯十二，民田仅十一而已。”所以，历史时期四川乡村的聚落形态还有待较为细致的研究，应予以分时期呈现，不可笼统视之。但就我们目前所能够看到的散居形态，较为明确的证据只能上溯到清代。陈世松还进一步以崇州为例，认为那里现存的林盘，其面积正好与雍正土地清丈以后对每户田地规定面积大体相当。

（陈世松研究员发言） 

      讨论话题二为“区域整合与可持续性”。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勇教授分享了他对清代四川客长的研究，客长是清代政府在移民集聚区设置的由民众自选、官府认可的基层（场镇）管理人员。客长与场镇有着密切关系，服务移民并管理场镇、调解纠纷。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地域秩序形成过程中的多重权力关系及乡村社会的控制形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袁琳的发言题目为“都江堰灌区传统乡村人居的区域视角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他的发言主要是对其以往研究的回顾与分享。其中，他的研究强调了历史时期对水系统的管理、跨区域与层次的协作，是都江堰灌区生态可持续的关键。在现实的人居环境变迁方面，袁琳认为，都江堰的“精华灌区”与城市发展布局存在冲突，但2012年以后，我国把“生态文明”放到了较高的位置，加之“西控”政策的出台，相关情况有所改善。 

（西南政法大学梁勇教授发言） 

      在本话题的讨论环节，陈世松提出，本场的发言分别呈现了历史上四川场镇的治理和当前都江堰灌区的生态治理，联结了过去与现在，其中，针对灌区内跨县境的水治理，黄龙溪的“三县衙门”值得加以关注。随后，吴霜提出了“西控”政策下民众实际感受的问题，她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西控”地区部分民众认为自身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受到此政策的制约。郭广辉也关注到在属于“东进”范围的龙泉驿地区也存在如何平衡农户生计与生态保护的问题。此后，袁琳、王习明等多位学者就如何引导生态区域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和林盘文化景观维持、国家生态功能区的建设、耕地保护基金等政策展开了讨论。此外，围绕艾丹教授提出的“分散人居与地方治理间的关系”的问题，李德英、梁勇、袁上等也发表了意见，他们认为，一方面，场镇在对周边聚落的治理方面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场镇与周边聚落的关系，从清代至民国时期，随着不在地地主的增多而有所疏离。

      讨论话题三为“聚落历史与空间变迁”，发言主要围绕四川场镇与周边村落的关系与以及林盘内部空间关系的调查实践展开。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郭广辉的发言题目为“17—20世纪成都平原的场镇与村落”，他的报告主要分为四部分内容，即“成都平原场镇与村落的分布”、“场镇的兴设及其社会意义”、“村落里的产权交易”和“村落里的生活世界”。其中，通过对民间契约文书的统计分析，他较为细致地呈现了清代中后期成都平原乡村田房产业交易的过程，有助于解释成都平原散居村落的演变过程。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硕士生、日本文部省博士奖学金获得者魏阳报告了“韧性理论视角下都江堰灌区乡村空间优化策略研究”，通过构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理论框架，从生态空间韧性、社会资本韧性、社会组织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四个维度对都江堰灌区内的样本村庄的韧性现状进行调查，从“多样性、连通性、混合度、冗余度、适应性和协同性”六个特征，提出了都江堰灌区乡村空间的优化策略。

      在本话题的讨论环节，艾丹评论道，郭广辉的发言呈现了成都平原人居环境在空间分散的背景下，各种层次、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与社会网络的整合，这样的考察视角，建议魏阳在对三道堰农村的调查中予以借鉴。郭广辉补充道，一方面，相邻农户之间往往存在姻亲或土地租佃等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场镇上的人与周边村落的人是处于不断变动且相互沟通之中的。方志戎也提出，林盘可以看作私人空间，场镇则是公共的空间，二者在川西平原达到了相互平衡与稳定。随后，讨论的重点转向都江堰灌区内的“水利社会”。方志戎认为，都江堰灌区形成的稳定可持续的水系，与自流灌溉的方式造成了较为平等的社会资源分布，孕育了林盘的分散格局，也在水利方面塑造了公共空间。袁琳也提出，都江堰渠首的岁修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工程，在小尺度的渠道维护中，也有几户间的联结，还有堰长、河长等制度，但是，水利社会的历史细节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艾丹对比了国外环境史学者对中国水利的研究，他认为他们多关注黄河等地区，却较少关注都江堰，或许因为“都江堰太成功了”，而且其独特性使得本区域并不符合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论断。因此，郭广辉对比陕西等相对缺水的地区，认为分水与争水在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在四川境内如广汉等丘陵区的蓄水堰塘也面临分水的问题。袁上进而补充了两条材料，一是民国时期灌区下游的金堂，因不满上游分水不均而形成了“起夫平水”的制度；二是新津浅丘地区，形成了通济堰分水铁板所代表的分水制度。这些例证皆呈现了那些更缺水的地区，相对都江堰灌区内部而言，其“水利社会”的性质或许更为明显。李德英也指出：其团队在新津的田野调查中，也观察到地方民众对治水作出贡献的郭之新的个人崇祀，但是否形成了水利性质的社会组织，还值得进一步研究；而且，大家的讨论谈了较多的宗族、市场和水利组织等因素，但不能忽略了地方社会中“袍哥”所代表的社会组织。 

（分话题讨论现场） 

      讨论话题四为“山区与平原聚落空间对比”。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霍仁龙的发言题目为“清代以来西南山区人口及聚落形态空间演变研究”，他首先回顾了其参与团队在云南山地开展的社会历史调查项目。此项目在中小流域尺度下对人口、土地利用、聚落、社会经济和信仰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数据采集，并建立山地流域聚落数据库，以讨论两百年间的西南山区聚落空间演变。利用地理信息系统，以云南多椰村为主要研究案例，霍仁龙提出，百年尺度的西南山地聚落形态演变表现出由分散向相对集聚发展的趋势。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讲师方志戎的发言题目是“川西林盘聚落空间模式”，他认为川西林盘具有平面和竖向两个维度的空间形态，具有“内向聚集、亲和力强”“隐密精巧、外紧内松”“疏离错落、灵活多变”和“随机生成、自有天地”等特点。“林盘模式”是一种以院坝为主的庭院空间为核心，往外扩展，有房舍、菜地、林木、田地等至少五个层级圈层的聚落空间模式。在当前乡村人口过剩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乡村人口迁移与乡村聚落空心化、半空心化等社会背景下，林盘人居环境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在本话题的讨论环节，四川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苏东来分享了他所在团队在宜宾南溪县裴石镇所作的调查与乡村振兴规划，他们在全面梳理调研全镇文化资源基础上，提炼出以“家风文化”为核心，构建巴蜀家风传承示范基地，促进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思路。随后，梁勇、方志戎和李德英等与会学者在讨论了林盘格局下的信仰体系的相关问题后提出，场镇（市场）在成都平原的散居模式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李德英认为，“林盘”和“场镇”是一体双生、关系密切的体系，它们是认识和理解都江堰灌区区域社会的重要视角。之后，讨论主要集中于林盘人居在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方志戎提出，林盘格局是小农经济最优化作出的选择，但是，传统林盘所具有的农副业经济价值逐渐没落，人们的生活与生产逐渐转向林盘之外，而农村人口相对过剩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即便林盘的人居环境相对山区等其他地区更好，但是为了追求教育、医疗等资源，很多农民还是希望搬出林盘，城乡的不平衡一定会造成人口的流动。王习明也补充提到林盘中植被种类变化：从过去的竹木变化为桂花、银杏等经济型的景观苗木。李德英也认为，现在农村分散农户的小规模经营，想要在经济上发展确实很难，但崇义镇的高家院子林盘，通过流转周围农户的土地，较大规模地种植紫薇，并利用空隙土地种植蔬菜，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案例。李倩倩提出，据她的观察，现在林盘的打造方式较为单一，只有农家乐、民宿等模式，并提出问题：我们是应该保留林盘的文化价值，还是保留林盘的形制？吴霜则较为肯定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林盘所作的保护，不管是从形态还是文化上，避免林盘消失总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学者在讨论环节发言） 

      就此，“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江堰灌区乡村人居环境变迁研究”工作坊的四场分话题讨论顺利结束，工作坊召集人李德英教授总结道，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报告和话题讨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学科讨论了都江堰灌区人居环境变迁，一方面，我们希望借此平台让研究都江堰灌区、成都平原这片区域的学者，分享研究成果，共同推进该区域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促进农村人居环境保护，在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使林盘景观不致消失，城里人的乡愁不致失去依托，推进乡村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6月30日，参与工作坊的学者考察了成都市郫都区的炮通村和战旗村。对两个村庄的不同发展模式和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认为，乡村振兴的道路和模式不能拘泥于一种形态，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发掘地方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特色，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和方案，将农民生计、农村发展、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才能做到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

（参与工作坊学者与三道堰镇炮通村地方文人、村民座谈）

（参与工作坊学者在三道堰镇炮通村村民家中识读“拾福礄”碑刻）

（地方文人、《码头：三道堰佚史·民国袍哥故事》作者孙宗烈先生带部分学者去书店取资料）

 （参与工作坊学者考察唐昌镇战旗村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