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4日晚七点，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史学大讲堂第十一讲“古蜀文明的来龙去脉——从三星堆、金沙考古发现说起”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彭邦本教授主讲，鲍成志副院长主持。

      鲍成志副院长首先介绍了彭教授的学术背景，尤其强调彭教授对川大先秦史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例如，在研究方法上，上承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和继而由徐中舒先生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在史料的侧重方面，注意大西南地区丰富的少数民族民族志资料。彭教授在本次讲座中或多或少地呈现了上述治史特征。

      讲座伊始，彭教授指出，研究巴蜀古史，应当视野开阔，甚或将研究的地域扩大至整个东亚大陆。继而阐明本次探讨巴蜀文明的来龙去脉所用的是“古史研究二重证据法”。这之后，彭教授首先通过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文物资料带领大家领略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最具特色的单元和区域之一所具有的风采，使大家有了更直观和立体的印象。

      彭教授探讨相关考古材料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时，为大家展现了族群交往的丰富内涵。例如，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青铜礼器的纹饰和器类种类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相较，显示了中原文明对古蜀文明的影响。不同器物在两地可能显示出不同的政治文化地位的现象应当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显示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密切联系。

      其次，彭教授简要分析了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青铜人面像等颇具区域性特征的器物显示出的历史内涵。三星堆遗址所出土关乎古蜀文明族群的青铜人像的发饰由编发到椎髻的变化意味着族群生产方式由游牧向农耕转变的历程，结合文献材料和青铜人面像进行互证以提供一种鱼凫“纵目”可能的理解。

      接着，彭教授向大家展示了青铜兵器文字符号和可能与中原文字相通的印章文字，这暗示了古巴蜀地区可能有两套文字系统。

      最后，在宗教信仰层面，彭教授指出出土的考古材料显示出古蜀文明族群所信仰的神圣符号。这些神圣符号可能随着族群政治上的联合和族群关系的紧密结合产生神圣符号的融合。玉琮等器物出现于相隔遥远的不同文化遗址中，提示了其所附着的人类群体的交往互动的广域性特征。

      对古蜀文明有了直观的感受之后，彭教授从“文献为主，考古结论为辅”出发，带领大家了解巴和蜀的历史变迁。彭教授首先介绍了巴蜀族群的时空范围，进而探讨两大族群的族群来源。基于《史记·五帝本纪》和记载巴蜀古史传说的材料并参以三星堆遗址中的二里头因素说明华夏族群和古巴蜀族群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进而引入周原甲骨所载“蜀”字，启发我们在商周之际，巴蜀族群在促进商周鼎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彭教授认为可以从五朝古帝王的族群地域来源的层面来理解史籍所载古蜀文明五朝。例如，在讨论鱼凫氏的民族渊源时，彭教授推荐同学们阅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勋燎教授所著《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以期明了巴蜀族群迁徙的大致轮廓。

      彭教授接着梳理了巴蜀地区被秦国征服后，巴蜀族群被迫迁徙的情况以及留存于蜀地的遗民和王室的情况。彭教授继而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史实：蜀王子泮率领十数万蜀民于北越建安阳王国的情况。据此，彭教授提示说，跟随蜀王子泮迁徙的人数之多不可小觑，这展现了两地十分密切的政治联系；并且暗示了蜀越两地应当具有非常悠久的族群间文化政治交往。彭教授进而简述了在秦世，蜀越两地之间密切的联系何以为“南方丝绸之路”奠定基础。

      最后，彭邦本教授回答了在场同学提出的问题。例如，同学认为，将蜀地作为南北丝路交汇点所产生的重要性如何在秦汉帝国之后的历史中展开的问题；商代晚期的菱形眼饰是否具有独立于其他配套器物、偶像等的可能性等问题。彭教授对同学们的疑问一一作答，并对同学们关注历史细节和探讨问题的积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进而鼓励大家能够形成更加宏大的古史知识框架以使得具体的问题和知识更有条理。

        晚上21:45，讲座在意犹未尽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