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1898—1991），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在此期间，他受到王国维先生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的观念。以后更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1928年起，徐先生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任教授、研究员。1937年，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的协聘，来到四川大学历史系，除短期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此，并自1947年起担任历史系主任直至80年代（中有短期间断）。新中国成立后，徐先生又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1981年国家建立第一批博士点，徐先生一人承担了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两个博士点的导师，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先秦史名家，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最早参与者之一，尤长于古文字学的研究。此外，徐先生还博涉民族史、地方史、明清史、中国文学史等领域，将之融铸一炉，相互参证，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徐先生早年以《耒耜考》一文知名。该文以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及实物相互对照，一举解决了两千年来学者们一直莫衷一是的耒耜形制和功用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名篇。此后，徐先生有关先秦历史的一系列论著，如《殷周文化之蠡测》、《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井田制度探源》、《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等，均因方法新颖，论据充实，创获颇多而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在文字学方面，徐先生的《金文嘏辞释例》一书乃是治金文者的必读参考资料。他在晚年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是目前收录文字最多、释义最全的汉语字典，成为我国辞书出版史上一座里程碑，而他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则被认为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1992年，徐中舒先生去世后，巴蜀书社出版了在他讲课记录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先秦史论稿》；1998年，为了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empirenews.page--]

徐中舒先生与先秦史研究      
罗世烈　《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3期
 

　　今年是中舒先生诞辰百年，为缅怀这位史学界、教育界成就卓著的学者、良师，谨从学习先秦史的点滴体会，作一些介绍。管窥蠡测，错漏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先生学术兴趣广泛，知识渊博，造诣精深，尤其在先秦史领域的突出贡献，更为史学界特别推重。1962年，中央召开高校文科教材会议提出编著九部断代史，其中的先秦史就委托先生承担。其余各种如秦汉史的翦伯赞、魏晋南北朝史的唐长孺、宋史的邓广铭、元史的韩儒林、清史的郑天挺等，均为公认的该段权威学者。1979年，为召开全国史学工作规划会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拟订规划草稿，指出中国古代史应着重分段进行深入研究，建议成立若干断代研究中心，并举例说，比如四川大学即可组建先秦史研究中心。同年，教育部又委托先生举办“先秦史进修班”，为国内各兄弟院校培养教学骨干。这些事例说明，学术界对先生的先秦史研究工作是充分肯定的，反映出对先生数十年辛勤探索的高度评价，这绝非偶然。

　　从1925年先生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开创我国新史学的几位大师王国维、梁启超、李济之等，便为先生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王国维讲授《古史新证》，率先指出：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为我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别开生面，确实不愧为“新证”。梁启超讲授《中国文化史》，根据他多年来倡导的“新史学”，猛烈批判传统旧史学为“君史”，宣扬进化发展的历史观和注重社会生计、文化学术等多方面的“国史”、“民史”。李济之讲授的人类学、考古学，更是国内前所未闻的新学科。先生对“国学”亦即传统典籍素具良好功底，得闻几位导师演示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整理国故”的典型例证，从而领悟到治学门径，遂得豁然贯通。学习仅一年后便按规定提交论文：《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而毕业。从先生这第一篇史学著作已可看出，他开始尝试运用诸导师的方法来研究先秦历史问题，并且取得了可喜的初步成果。

　　先生治先秦史，首重批判眼光。在继承清代汉学考证历史文献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是囿于传统信古非今，而是力求批判旧说，别出新解，陈言务去。在《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中即称：

　　　“牧野之役，本为两民族存亡之争。其后周人讳言侵略，而儒家又造为吊民伐罪之说。于是此东西两民族盛衰变迁之迹，遂湮没而无闻焉。今由载籍及古文字，说明殷周非同种民族。”

　　其后先生更进一步指出，殷周之际，

　　　“旧有之纸上史料，其出于当时所记述者如《周书》所载，既为周人一方面之辞，而又残缺不全。其出于后来相传述者，如战国之世百家所称，大王王季文武周公积德累行吊民伐罪之说，则又食土践毛之民、历代积誉之总录。至于殷人亡国之后，国与史料俱湮，其所蒙诟厉诋讠其之辞，……积毁所至遂使商纣为一穷凶极恶之人君。……往日学者习闻于此等积毁积誉之说，遂无不以殷周之兴亡系于国君之仁暴而不系于国力之消长。此在稍具近代史识者皆知此等因果关系实非国家兴亡唯一之解答。”(《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

　　所谓“近代史识”，即指比传统封建史学高出一个历史阶段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也便是在史学领域用民主与科学批判专制与迷信，用物竞天择的发展进化史观批判颂古非今的退化堕落史观。解放后先生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史识更有新的跃进，这当是先生在研究工作中多有创获的基点。

　　有了新理论却不忘旧史料，反而更加重视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和开掘拓展，这是先生治先秦史的又一特色。先生明确肯定：

　　“史之良窳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犹之巧妇不能无米而为炊。……兹所检讨者，即以下列三原则为据：(一)综合旧史料中有关地理之记载，而推论其发展之次第。(二)以新史料中涉及地理者，证明旧史料之可信。(三)以后来开国期之史事比拟之。(《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

　　这三条原则讲的是：一要广泛搜求并考订传统的文献材料，二要用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新材料印证补充和丰富文献材料，三要用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包括历史上有关少数民族、邻国以至世界各地后进民族的记载)，进行比照阐释而推出新解。这显然是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并加以发扬光大，也就是要求尽量掌握丰富的原始资料和辅助材料，通过批判地审核以探寻其内在联系，从而对研讨的课题作出详尽合理的说明。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不能分割的，如先生所说：

　　　“中国古书中保存有关周代田制的资料，不能说少，只是零碎得很。我们必须对人类历史有了整体观念，我们才能充分利用这一大批材料，以阐明古代社会的真相。这犹如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对于人类学、古生物学、古器物学先有了一套整体观念，然后他们才能够从一颗牙齿、一片残骸、一块陶片，恢复它固有的形态。……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在正靠着地下发现的资料，和现存的浅化民族的调查记录，逐渐补充、复原，哪能限于书本上的记载呢?”(《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

　　整体观念建立在进步的历史科学理论之上，历史科学理论又必须结合丰富而又加以考证精选的确切资料，经过长期冷静钻研，才能够真正解决历史的具体问题。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研究具体问题，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正确解决再加深对整体观念的认识领会，这样反复促进，不断总结提高，使得研究工作日益精进，这可能正是先生在先秦史领域继续开拓前进的成功足迹。

　　先生治史颇注意于社会经济基础，在他早年的力作《耒耜考》中即指出：

　　　“殷商末期，周兴西方，其物力与文化当均在殷人之后。但其农具用金属制，则似较早于东方。……耜的特点即所以优于耒者，自是其下端这金。……此事看来虽是一两个名称含义的演变，而实是古代社会生产上一大改革。周人有了这两种金属制的农具，才能发展他们所讴歌的“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的新农业。我们要晓得凡是历史上有价值的文化决不产生于悬鹑悬豸亘的社会中，丰富的文化必建筑在丰富的物质上。”

　　至于此文的论证途径，主要则是“二重证据法”，先生说：

　　　“我们农业史的开端，向来只有几个传说。……但最近因为甲骨文及有款识的铜器的发现与印行，使古代史料更有地下材料为之证明，关于古代社会的情况，因此也可推测若干；而古文字中由耒耜孳乳之字，又数见不甚少，因取以互相参证，述之如次。”

　　在本文最末附论犁耕问题时，先生明确肯定：“牛耕的开始，今唯于古代遗物中求之。”其重视考古发掘实物的决定性作用，更属对“二重证据法”的进一步发展。其后在《古代灌溉工程起源考》、《井田制度探原》、《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等论著中，先生一直沿着这一方向努力并不断有所创获。

　　广泛运用文化人类学材料解释古史，是先生研讨先秦史的重要方法。先生早年曾说：“人类社会的演进，由狩猎、游牧以至耕稼，应有一定的步骤。”(《耒耜考》)而在《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中》即称：

　　　“观后世新兴之邦，其初多受其邻近大国之封爵，则周之与殷，其关系料当如此。及文王受命称王，武王伐纣克商，皆国力既盛之后自然结果。亦犹后世新兴之邦国力既盛之后，亦并曾受其锡封之大国而灭之，如金之于辽，元之于金，清之于明，其事先后如出一辙。”

　　后来更明确指出：

　　　“殷代的侯甸男卫四服，我们如用辽代的社会来比拟，就更加明了了。……人类社会发展，在相同的阶段上，有相同的社会形态，这是科学的历史规律性又得到一次的证明。”(《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

　　　“殷周的革命和后来辽金的兴亡，在发展的过程中更为相似，这并不是偶然的历史重演，而是这两个相先后的朝代，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恰好是走在同一个阶段上，这正是科学的历史规律性应有的现象。”(《论西周是封建制社会》)

　　在《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中，先生更广泛引用《三国志·乌丸传、夫余传》、《新五代史·契丹传》以及元初和清初的史事，说明“远古部落或部落联盟酋长的代立，是采取推举制的，不是父子相继”。尤其是引用《魏书》、《周书》的《宕昌羌传》，完整地反映了从独立部落到部落联盟，以至因军事屯聚频繁而产生世袭酋帅的统一领袖，并逐步演变为称王传子的局面，指出“宕昌羌这个发展的次第，也就是尧舜禹由禅让以至传子的过程”。所以先生曾概括说：“边区文化总是古代典制的保存者。”(《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广泛参照文化人类学材料以印证古史，确乎为历史研究开拓了新天地。

　　先生勤奋好学，又享大年，毕生辛苦耕耘，当获硕果。先生投入先秦史领域的创造性劳动，在同行专家中影响巨大。《耒耜考》问世五十余年后，又为《农业考古》杂志全文重刊。《再论小屯与仰韶》也在发表五十多年后，收入《夏文化论文选集》，选集编者并在《前言》中指出：

　　　“三十年代初期，徐中舒先生首次利用田野发掘的考古资料研究夏文化，说‘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依据中国史上虞夏民族分布的区域，断定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这个意见在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我国史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先生在1955年发表的《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中提出：

　　　“为休耕的田，新为休耕后新种的田，畲为休耕后连续耕种的田。第二年仍耕这三部分田，不过其中新畲已转为新畲，第三年又转为畲新了。”

　　次年南开大学王玉哲教授即引述并称：

　　　“尔雅·释地：‘田一岁曰?，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后世注家对这段文字解说很不相同，唯有徐中舒先生的解释最为正确。”(《历史研究》1956年7期)

　　甚至与先生意见相反的学者也并不低估先生的观点。李亚农曾说：

　　　“自疑古思想得势以来，《诗经·毛传》的命运也不甚佳。……但彻底地把《毛传》的史料价值取消掉了的，既不是郑樵朱熹等人，也不是胡适，更不是其他任何人，而是徐中舒先生的《豳风说》。徐中舒先生是我们中国的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著者亦曾根据他的见解来讨论过殷代的历史。他这篇否认《毛传》的史料价值的《豳风说》十分有名，史学界有不少朋友几几乎认为它已成定论……”(《李亚农史论集》第857—858页)

　　此处引用并非要讨论《豳风》年代，更无意评说各家是非。只是想借此说明，某种观点受其论敌重视的程度，也许是衡量此观点价值的可靠标尺。科学探求无止境，任何人的具体结论都可能有误。但如果称得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实事求是的一家之言，总会受到同行的尊敬和认真对待，因为这体现了著者严谨敬业的科学精神。我认为先生研究先秦史以至治学的这种基本态度，更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empirenews.page--]

高山仰止——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彭裕商　　《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徐中舒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30年代，他就以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扬名于学术界。他一生勤勤恳恳，自强不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达70年之久，撰写学术论文100多篇，专著数册，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材，硕果累累，桃李满园，为学术研究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8年是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四川大学与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成都四川大学联合举办纪念先生百年诞辰暨国际古文字学学术研讨会，众多海内外知名学者云集川大。值此之际，学界同仁无不深切缅怀先生。笔者作为先生晚年的学生，师从先生敬承教诲近10年，特撰此小文，以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一、生平梗概

　　徐中舒先生，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人，生于1898年10月15日。上代务农，世居安庆城北的月山。祖父徐振庆家境贫困，生有3子，长子徐家文，即先生之父。徐家文自幼学木工，有一手精湛的雕花技艺，称道于乡里。不幸于先生3岁时因意外事故逝世。

　　先生的母亲姓金，先生父殁后，于1902年带着5岁的儿子进了当时的慈善机构——清节堂。堂内附设织布厂和义学(育正小学)，使堂内受救济的妇女能通过劳动补助收益，孤儿也能有读书的机会。先生7岁入育正小学读书。母子生活极为艰苦，后来先生在《先妣事略》中谈及当时的光景说：

　　每日辨色而兴，则使不肖起，不肖东行入学，则吾母西行入织。及薄暮，不肖归自学，则吾母归自织。入夜则一灯荧然。凡日间未竟之事，如不肖母子衣服缝治与浣濯，皆于此时为之。往往刀剪声与碓杵声相杂下。或至凌晨鸡鸣，入息片刻时即兴。吾母织作之勤，恒倍他人，每当盛暑，汗出如渖，机旁恒置水一盆，巾一方，汗下则出巾自拭，闲时绞之，则若小雨淅沥自檐溜间下注于盆。及今思之，其艰辛之状，不禁为泪涔涔下也。

　　这段艰辛的经历，对先生今后的立志立德都无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914年先生考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在该校他接触到桐城派古文，学习兴趣很浓。1916年毕业，在该校附小任教。1918年后又曾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南京海河工程学校读书。1921年经人介绍，到桐城方家任家庭教师。1922年又到上海李家任教，均讲授《左传》。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一年后从清华毕业回到安庆，在合肥六中任教半年，旋又受聘于上海立达学园。其间，曾在《立达》第一期上发表了《古诗十九首考》，引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大白的注意，1928年即被聘为该系教授。不久又被聘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30年因陈寅恪先生推荐，到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1931年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史语所南迁上海，后又辗转至长沙，先生在长沙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的协聘，辞去史语所职务，到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1939年暑期，川大为避空袭，迁往峨嵋山。其间先生又受武汉大学之聘兼该校教授(当时武大迁在乐山)。1943年川大迁回成都，他又到华西大学和迁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兼课。1946年秋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次年返回川大，任历史系主任直至80年代(中有短期间断)。

建国后，先生于1952年被任命为西南博物院院长，1956年经教育部审定为一级教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粉碎四人帮后，又当选为五届人大代表，还被推举为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

二、学术贡献

　　1925年，徐先生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王、梁等人为学界巨子，学贯古今，涉猎甚广。先生承其学风，学路宽广，在先秦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地方史、民族学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撰写论文100多篇，专著数册，多有独到之处。本文择要介绍史学、古文字学和文献学三个方面的成就。

(一)史学

　　先秦史是徐先生的主攻方向，撰文达四五十篇之多。早年的重要论著有著名的《耒耜考》，该文将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及实物相互对照，作了周密的考证，阐明了古农具耒和耜的形制及其功用。关于耒和耜，虽两千年来有不少学者作过研究，但他们大多仅仅根据文献典籍来考察，故而始终众说纷纭，似是而非。该文的发表，一举廓清了这学术上的迷雾。文章首先从考释甲骨文的“藉”字入手，此字字形奇诡，不易认识。以前罗振玉先生曾释为“扫”字，但验之卜辞，字形与辞例均不相合。先生该文联系与此字形相近的金文，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踪迹，发现甲骨文“藉”字是“象人侧立推耒，举足刺地之形”。此字既明，“耒”字之形以及由耒字省变的“力”字、从力的“男”、“协”、“加”等字的字形均随之而明。一些有关字的本义与引申义也可从而钩稽出来。如金文中的“丽”字，从两耒，古时两耒并耕为耦耕，故而“丽”有匹偶之意，引申之，夫妇二人称为伉丽。这一系列与耒字相关的字，不仅可以证明藉、耒二字考释的正确，并可从金文耒字像秉耒之形而知耒的形制是“上端钩曲，下端分歧”的木制农具。

　　徐先生对古代生产工具的考察，最终目的是为了揭开古代社会发展的奥秘。他在文中指出：“虽是一两件农具的演进，有时影响所及，也足以改变社会的经济状况，解决历史上的困难问题。”该文发表后，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很高的评价，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文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古文字研究方法的重要进展。早期的古文字研究，方法很不完善，很多人轻出臆说，不讲究科学的方法，更无周详的考证，务在释出别人所不识的新字，而结果往往是一无所获。而徐先生则是将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充分结合起来进行古史研究，使文字的考释与古史研究紧密结合，其结果不仅使古史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的考释上也大有创获。陈梦家先生就曾对这种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谈到《耒耜考》的时候指出：“用这种方法处理文字是很正确的。”（《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页。）

　　为了论证殷商文化绝非受西方外来文化之影响而产生，徐先生发表了若干论著，其中《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对商及先商农业之悠久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论证了甲骨文的“为”字是“从又(手)牵象”，表示役象助劳之意。并从《禹贡》豫州之得名，进一步证实古代河南产象之说，指出“豫”字乃“象”“邑”二字之合文，“予”字乃“邑”字之讹。联系到古时姓名字多从女，表示以“女生为姓”，从而得知舜后为妫姓，乃服象之族；春秋时郑有□之地，也不外因服象而得名。传说舜弟象封于有庳，庳、鼻古音相近通假，鼻为象之特征，有庳盖附会服象之事而出现。

　　后世传说的古史，多荒诞不经。由于象之南迁，到战国末年，韩非说人们很少看到活象。中原既无象，这就使人们无法理解“象为舜耕”，“商人服象”以及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的传说，这些传说经过徐先生的研究，所谓荒诞也就成为信实了。

　　徐先生在先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殷周文化之蠡测》，该文打破一般学者把我国古代王朝视为同一个民族的传统见解，指出殷周本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周人承受殷人文化而有所革新，故而殷周在文字、生活习俗等方面大体相同，而在姓氏、历法等方面则有异，这体现了民族习惯之间的差异。《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认为太王居岐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之政策，所谓文王受命，乃是周人国力膨胀已臻极限，舍伐纣而无他途之时的国势，旧史所言文王积德行义之说实不值一辩。《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黄河流域有大批竖穴和窦窖，其中有的有足窝可以上下，有的有台阶可以出入，并用古文字材料与上述情况相印证，说明古时黄河流域以穴居为主，这一地区地面建筑的出现，乃是受淮河流域地面建筑的影响所致。《井田制度探源》，认为田的初义为田猎，为战阵，“田之所象，实与田猎之阵营相符”，“井田之形方，实由田猎社会演变而来”；并对周人的“爰田制”作了新的探索和解释，指出殷周之际，荒土颇多，周人在农业上实行粗耕，地力既竭，便转徙他处。其后空地渐少，不能供转徙之用，则须与他人换土易居，这就是爰田制，所谓“爰田”，就是“交换其田”。《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阐明春秋以前牛耕说之不可靠，指出牛耕始于战国时的三晋，而普遍推广则始于西汉赵过。《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两文，从田制入手对周代社会性质作了详细考察，并将殷周社会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两者性质不同，殷代是奴隶社会，而周代则属封建社会。这些论文方法新颖，论据充实，创获颇多，此不能一一详述。

　　徐先生执教于四川大学，居蜀以来，又致力于四川地方史的研究。记述著名特产，作《蜀锦》。考证出土文物的特点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作《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于》、《青川木牍简论》等文。探索四川古时与邻接地区的相互关系，撰有《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川甘边区的白马人为古氐族说》、《〈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古代蜀楚的关系》(与唐嘉弘合作)、《古代都江堰情况探源》等文。晚年出版的《论巴蜀文化》，是他研究四川地方史的代表著作，该书涉及广泛，见解深透，对四川地方史的研究具有不可磨灭的开拓之功。此外，在研究四川地方史的同时，徐先生还把视野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一文，对历来认识模糊的所谓“洞”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指出“洞”乃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明清。这些研究成果都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二)古文字学

　　古文字学与古史研究互为表里，徐先生在研究古史的同时，在古文字学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先生亲自主持编纂的《甲骨文字典》，是甲骨学划时代的巨著。该书兼采各书之长，独创最先进的编纂体例，对甲骨文字的解释，分为字形、解字、释义三部分，所收甲骨文字形，按时代先后分五期排列，使读者能通过该书对甲骨文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书中既广泛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又融入了徐先生数十年研究甲骨文的重要收获。对甲骨文字的解释，充分体现了徐先生的研究方法，强调字与字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文字与历史背景的密切关系，释出许多新字，纠正了许多以往考释工作中的谬误，代表了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新水平。由于《甲骨文字典》的这些长处，所以该书一出版，就饮誉中外，受到学术界一致的高度评价。

　　《金文嘏辞释例》是徐先生研究金文的重要论著。该文全面系统地对铜器铭文的祝嘏之辞作了比较归纳研究，充分结合古代典籍，考释了金文中各种嘏辞的含义，解决了许多前人未曾弄清的问题，并对各种嘏辞的时代进行了探索，许多成果今天看来仍然准确无误。如指出“万年无疆”、“万年眉寿”、“眉寿无疆”等嘏辞主要盛行于西周厉、宣之世；而凡言“无期”者，如“眉寿无期”、“万年无期”、“寿老无期”、“男女无期”等，均为春秋时成周偏东地区之器，结合《诗·鲁颂》“思无期”之语，可知“无期”语春秋时盛行于东方。由此推论，《小雅·南山有台》有“万寿无期”，《小雅·白驹》有“逸豫无期”，或即东周之作。又如金文时常提到“永命”、“灵命”、“嘉命”，以前多误解命为性命之命，该文结合古代典籍指出：命并非性命之命，乃天命。这反映了古人以人世兴衰系于天的思想。在时代上，“永命”主要流行于西周，而“灵命”、“嘉命”则是春秋时的常用嘏辞。由于该文考释精到，论证翔实，因而饮誉学界，成为治金文者的必读参考资料。徐先生在金文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氏编钟图释》，对?氏编钟铭文中不常见的疑难怪字作了详细的考释，释出了许多前人不曾认得的难字，并考定该编钟为春秋时晋器。《陈侯四器考释》，综合考察战国时期田齐国君之器，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该文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郭沫若先生就曾根据该文所取得的成果对其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作过修改。《禹鼎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联系大量金文材料，对禹鼎的年代作了全面的考察，将该器年代考定在厉王时期。文中并对金文材料所记载的西周时期周王朝与南方淮夷的战争，广泛结合文献记载，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指出西周时期，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事主要发生在穆、厉、宣三世，使文献记载与金文材料相吻合，在铜器断代和西周史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先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除上举《甲骨文字典》之外，重要的论著还有《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对甲骨文的儒字作了全面的考察研究，指出该字的多种形体，论证了殷商时期儒为巫师一类人物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周原甲骨初论》，对与殷周史实有关的周原甲骨文作了详细的考释，指出了周原甲骨文在字体结构和词汇上的特点，并论证了周原文化的两个来源以及周文王时期的殷周关系，这些成果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文献学

　　古代典籍是赖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宝贵材料，对典籍的整理研究直接关系到古史研究的质量，所以自古即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此。但只有学臻高深、实事求是的学者，其研究成果方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徐先生的《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一文，对《战国策》作了深入的研究。战国时期的苏秦和张仪，传统说法一直认为二人是同时的敌对人物。该文广泛结合其它有关典籍，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战国策》中有关苏秦事迹的记载与史实不符，苏、张二人并不同时，张仪早于苏秦。张仪在秦惠王时期(前377—前311年)仕于秦，与之敌对的同时人物是公孙衍和陈轸；而苏秦乃是齐闵王时期(前300—前284年)的风云人物，与之同时的人物是田文。苏秦因替燕国在齐国进行反间活动，被齐国发觉而致死。该文的这些研究成果，竟然为10年后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所证实，197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其有关记载与先生所论基本一致。

　　徐先生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有：《豳风说》，该文根据《诗·豳风》所反映的风俗习惯和物候农产，指出《豳风》并非如传统所说，产生于高寒干燥的豳地，而应是春秋时期东方鲁国之诗。《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一文，指出《左传》记事虽有夸张失实之处，不必尽信，但其成书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文献材料，保存了许多古史传说，仍不失为研究古史的必读书籍，并将其成书年代考定在公元前375—前351年之间。《九歌九辩考》一文，论证了《九歌》《九辩》并非作于战国末期，而是西汉人所作。另外，徐先生在这方面还有不少研究成果并未公诸于世，如他在讲课中多次谈到《尚书·盘庚》应为西周时宋国人所作，不过，文中的记载仍然符合殷代的实际情况，所据材料是可信的。如篇中讲到盘庚对殷庶民说，如果我做得不对，我的祖先要惩罚我；但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而带来了恶果，我的祖先也要惩罚你们，并且还要告诉你们的祖先，你们的祖先也不会来搭救你们。这种祸福由祖先而不由上天的思想，就是典型的殷人思想，等等。这些古文献经过了徐先生的深入研究，将会在学术研究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治学方法

　　徐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在继承前人治学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较有特色的科学的治学方法。(一)“古史二重证”的继承和发展自王国维先生提出“古史二重证”的研究方法以来，传统的史学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徐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充分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方法，他发表的百数十篇论文，都无一不是运用这种方法的良好范例。如上文提到的《耒?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等文，都是将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充分结合来进行古史研究，其结果不仅使古史研究取得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研究上也大有创获。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国维先生的“古史二重证”依据的地下材料主要只是出土的古文字资料，而徐先生除古文字材料而外，还充分吸取了考古学成果。他早年撰写的《再论小屯与仰韶》，根据当时的考古发掘材料，参以文献记载，探讨了仰韶文化的性质及分布地域。建国以来，考古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徐先生充分吸取最新考古学成果，于1979年写成《夏史初曙》，放弃了他以前主张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同意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并结合典籍记载，对夏史作了新的探索。此外，如上文提到的《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等文，在古文字材料以外，也充分结合了当时的考古发掘资料。

　　考古学离不开对古器物的研究，徐先生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撰有《论古铜器之鉴别》、《说尊彝》、《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福氏所藏中国古铜器》、《寿县出土楚铜器补述》、《关于铜器之艺术》等论著，为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上文提及的《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和《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于》，也都是通过对考古器物的研究，揭示出古代四川与外界联系的史实。不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徐先生对“古史二重证”的发展并不止此，重要的还在于他进一步将对照范围扩大到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各个方面。这就是他时常提到的“古史三重证”的研究方法。例如他认为，研究殷代史，如果只从有关殷代的史料去考察，还是不容易弄清楚。如果通过对四方边裔各种族历史的考察，再结合古史去研究，就容易弄清真相。如中国古史关于“五服”、“九服”之制，两千年来迄无定论。徐先生根据对三国时期夫余族和辽代契丹族的研究，指出“汉代的夫余，乃殷亡以后北迁的蒲姑之后，因此夫余部族中，保存了不少的殷商旧制”，“殷商的奴隶制度和契丹的奴隶制颇为相似”。具体说来，契丹人的部族制类似殷“侯”服，乃防守边境的部族；契丹人的“捺钵”相当于殷之“甸”服，献纳皮革及农产品；辽之“南面官”相当于殷之“男”服，任一切人力物力之徭役；辽之“斡鲁朵”相当于殷之“卫”服，是担任保卫工作的近卫军。这是殷之“四服”，是指定服役制。而《禹贡》的“五服”和《周礼》的“九服”，则是后世根据殷制改编而成的。这种指定分工服役制甚至在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境内的傣族、贵州洞崽苗族中还可以看到（《傣族社会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日。）。徐先生的“古史三重证”，使中国古史的研究方法更臻完善。

　　考释古文字是古文字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而掌握正确的考释方法，乃是该项工作的核心。徐先生根据多年来研究古文字的心得体会，逐渐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科学的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后来写成《怎样考释古文字》一文，系统地向学术界介绍这种方法。文中说：“古人造字，决不是孤立的一个一个地造，每个字的形音义，都有它自己的发展历史。因此考释古文字，一个字讲清楚了，还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据这些东西，探索每个字的字源和语源。这样考释古文字，才有根据，也才比较正确。”如古代黄河流域普遍是穴居或半穴居，即所谓的“陶复陶穴”。反映在文字上，就有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文字，如：

　　“穴”字，甲骨文像以土覆盖梁木之上，为穴居的窑洞。

　　“复”字，甲骨文像半穴居有前后两道出入之形，引申之，则有覆盖、复杂、反复诸义。

　　“良”字，重在描绘半穴居的两道走廊，为廊之初文，两道走廊，空气流通，生活条件改善，故引申之有良好、明朗诸义。

　　“丘”字，像半穴居地上有两个门洞之形，与“复”字同是半穴居，只是“丘”字描绘地上的门洞，

　　“复”字则是地下的平面图。

　　“京”字，甲骨文、金文均像地面上有小屋顶，深穴居下面有木柱支撑之形。此字与丘字同是穴居，丘像半穴居，京则像深穴居。《说文》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后汉书·东夷传》说挹娄“土地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这种深穴居就是京。周人居豳时所居的深窑洞也叫京，周人迁居周原后，虽有宫室宗庙等地上建筑，但周人仍称他们所居的地方为京。《诗·大雅·大明》歌颂王季之妇太任，说“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周人初居周原时，还是周京并称。

　　“享”字，甲骨文、金文并像穴居上有小屋顶，下有火塘之形，一家人饮食睡眠皆在其中，今边区少数民族还保存有这种风俗。人们只要看到这个小屋顶上有炊烟上升，就知道这家人正在烹调食物饱飨盛馔，故享字往后在楷书中就分化为烹、亨、享三个字。

　　以上这些字，如果只了解其一面，就很难全面地探索其字源和语源。穴居时代没有木梯，人只能从土阶上下。在穴居外挖一个窖穴储藏食物，其大小约在一米宽、二至三米深。在一米宽的两边，用小刀挖成上下对称的足窝，其形如　，人就踏在这仅有一米宽的足窝上下。《说文》还存在一个　部，就是这种窖穴中足窝的象形字。后来有了独木梯，其形如　，还是仿足窝制成的。金文中偏旁从折诸字，如折(克鼎、毛公鼎)、?(师望鼎、克鼎、叔家父鼎)、誓(番生簋)等，都是从斤，像以斤断独木梯之形，《说文》以为断草，明显是错误的。金文中偏旁阜，都是像独木梯形。《说文》中偏旁从阜之字，多与从土旁之字通用，如?、坑，都应是用足窝升降普遍存在时所造的形声字。独木梯盛行以后，《说文》中偏旁从阜之字，如陟、降，就明显地像其从独木梯上下陟降之形。其它从阜之字，如?、坠、阽、陨等，都有升降陨坠?危不安的意义。用这一系列的字来解释一个阜字，就比较全面了。

四、人师风范

　　先生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不仅于学术有重大贡献，而且品德高尚。他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自强不息，诲人不倦，提携后学，诚以待人。其较为突出者，略举以下数事。

　　先生为人正直，威武不屈。十年动乱中，“四人帮”疯狂地迫害知识分子，先生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劫难中，有人示意要他写一篇“西南女国”的文章，会有好处。但先生抱定“临难毋苟免”的信念，断然拒绝，终不充当“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正气凛然，堪称楷模。

　　“人之有德惠术知者，恒存乎?疾”，早年的艰苦生活造就了先生高尚的品格。先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深知物力为艰，终身极为节俭，在生活上衣取蔽寒，食取果腹而已。记得我们刚入学时去拜见先生，见先生作为一代知名大学者，竟然居住在总面积不到30平方米的两间旧房里，大家都深为他抱不平，而先生却处之泰然，反而勉励我们说：“‘士志于道’，搞学术研究的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作出贡献，生活上的一切都是小事。你们以后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业上，千万不要在生活琐事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后来学校退还给了先生原来的旧居，先生又把最大的一间会客室拿来作为古文字研究室，作为授课、编写《甲骨文字典》等工作的场所。

　　先生诲人不倦，为培养后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却从不收受学生的任何礼物。大家都深知先生的为人，节假日去看望先生，都从不敢买任何东西。记得一个同学报考先生的研究生，考前的春节，去给先生拜年，同时也向先生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先生详细解答了他的问题，并勉励他认真备考。临走时他拿出了礼物，先生的态度一下就变了，坚持要他把东西拿走，最后他只得把礼物提走。他回去后惴惴不安了好多天，觉得对他报考研究生肯定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其实先生待人极为宽厚，也很理解学生的心情，并未因此对他产生什么成见，后来他通过考试，终以优秀的成绩录取为先生的研究生。

　　先生本性谦虚朴实，就是对他的学生也一样。记得毕业后我们在他家编写《甲骨文字典》，有一次适逢成都古籍书店翻印《说文解字段注》，来请先生提写书名，我们也乘机求先生的墨宝以作永久之纪念，先生欣然应允，而在落款的时候竟称我们为“先生”，我们作为他晚年的学生，实在不敢承命。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仙逝了，但他留给了后人不朽的学术成果和高尚的人师风范，为后人所景仰。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先生德业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