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5日晚19:30，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古文字与先秦史名家讲坛”第二讲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如期举行，并于腾讯会议平台线上同步直播。本次讲座主题为“文字的宗教性与世俗性”，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裕商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研究员主讲。

讲座伊始，冯时研究员首先谈及了文字产生的原由问题，他指出，依照文字产生的路径，可将文字分为原生文字与次生文字两大类。前者仅为数个古老文明所拥有，如中国之汉字、古埃及之圣书文、玛雅之象形文字；后者则属于绝大多数文明的文字，其在创制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其他文字的影响。而中国的汉字作为为数不多的原生文字，其产生的原因与应用目的就更值得深究。冯时研究员援引《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指出结绳记事不等于创造文字，文字的诞生并不是为了记录事物，古书所载的结绳与书契并非一事。故针对“文字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一说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语言本为人类共有之现象，如果记录语言为文字被创造的目的，那么每个文明在发展之初都应拥有自己的文字，如此一来便与“原始文字”仅为几个古文明所有的现象产生矛盾。针对跨时空的交流需要文字承载，即《说文解字叙》“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一说，冯时研究员指出跨时空的交流并不一定需要文字作为媒介，古时信使、烽火乃至民族志中所见的口耳相传、口述史诗等现象都足以承载时空交流的功用，由此则推论得出文字符号体系的建立应服务于更为特殊的存在。

冯时研究员提出文字符号体系本是宗教观的产物，即文字当是应用于人与神的交流沟通。古书载有仓颉造字说，仓颉本为黄帝之史官，史官主掌祭祀，通过祭祀来沟通人神，因此创造原生文字作为人神沟通的桥梁。而同为原生文字的古埃及圣书文、玛雅象形文字皆属于祭司使用、用来沟通人神的文字。同样的，我国少数民族使用的文字，如历史可上溯至8000年前的古彝文、以巫师之名命名的纳西族文字（东巴文），皆为巫师等神职人员创制、使用，足见宗教性是原生文字的共有特点之一。又以中国古文字证之，甲骨文本为占卜所用之文字，以此与神明沟通，为商之“史”掌握。卜辞所见“民”字上为眼目下为棒物，表示盲眼目不能视之人，若不能看见文字，则自然无法同神明沟通，这也解释了商代“民”与掌握人神沟通路径的祭司之间的区别。

在解释“原生文字是为人神沟通而创制的文字”这一理论时，冯时研究员特别指出，用于人神沟通的文字当是“不教而识”的，即神明无需学习就能识别理解的，由此推出原生的宗教性文字为象形字之说。凡是以象形为造字规则的古文字，多为宗教性的文字。《孝经援神契》“仓颉视龟而作书”、《淮南子·本经训》“天雨粟、鬼夜哭”等文献记录都能体现出文字创制之初的宗教色彩。冯时研究员认为，虽然象形属于较为原始的构字方式，去图画而未远，但正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言“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古人创造文字时观察了鸟兽足迹，方知哪怕是象形字之间也可以进一步进行区分，形似如“狼”“犬”两种动物，在甲骨文中也有字形上的细微区别，足见象形也有相互区别的方式与作用，这一论点驳斥了东汉时先观“鸟兽蹄迒之迹”，后有象形字的观点。

再次，冯时研究员援引《左传》等传世文献所见“史”与“祝”的论述，以及出土卜辞与相关文物，指出“祝”表示“张口言说”之貌，“史”与“祝”所掌握的文字在效用上则比“言说”更进一步，达于人神，而“信”。“信”是人神沟通的准则，内化于文字之中，这也是象形文字具有的一大特征。象形文字所具“勾勒实物”的特性，决定了其最适合创造名词，故当时的书面用语则是纯粹的名词的堆砌，如金文所见“举父乙”等“族氏+庙号”之类的文辞。这一特点也与前文所述“文字的创制无关乎语言的记录”相印证。

冯时研究员列举山东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文，指出此类陶文可与古彝文相互印证、释读，可见古彝文即太行山以东之古夷文。另举河南贾湖出土的8000年前龟甲上的目形刻符，此类符号亦见于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器，依照古彝文当释读为“吉”字。冯时研究员认为，“吉”与“目”在字形形体上具有可通之处，目能视物即可识读象形文字，是与神灵沟通的物质基础；造字之仓颉生有四目，三星堆出土人面状青铜器中有部分器物突出了人眼部的特征，面部有高耸祥云状青铜构件，是为通神之貌；字书所见“视”字从“示”从“见”，表示看见庙主之灵位方可通神的含义；古文字“蜀”从“视”从“龙”，且“龙”的形象多见于各类文明遗址、墓葬之中，也是“目”与神明相通的例证。

最后，冯时研究员提到在甲骨文中所见的“朱书”现象，客家文化中常见的敬字亭、焚烧字纸以祭河伯等现象，都说明了在古人心目中，文字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与整场讲座传达出的中心论点相呼应。

至此，本次讲座在学界师友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冯时研究员随后对听讲观众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应与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