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7日上午，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四川大学“创新2035”先导计划系列讲座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420室线上线下同步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区域政治文化与秦汉之际的“六国后”治理》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教授主持，线上线下近三百人参与了讲座。

讲座开始前，彭邦本教授对卜宪群研究员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卜宪群研究员丰富的学术经历与学术成果。

卜宪群研究员首先对“政治文化”的概念作了简要讨论。指出“政治文化”虽然定义多歧，但大体上可以指“政治社会成员对政治的取向因素”，其内涵包括政治认识、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等方面。随着近年来对政治史研究的深化，学界逐渐开始重视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思考历史上的政治现象。由于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政治文化，即便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间，政治文化也有差异，故政治文化与政治过程可能相互统一、相互支撑，也可能相互对立。统一虽然是战国秦汉的历史趋势，秦汉王朝也积极倡导“皆为郡县”的大一统政治文化，但这实际上并不符合战国以来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各地仍保存着战国时代的区域政治文化，这些主流政治势力之外的社会势力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能认同大一统的政治文化。

卜宪群研究员接着谈到，秦在统一进程中，消灭各区域政治势力，否定各区域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宣扬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与此同时，《史记》《汉书》中记载了大量失去政治身份的“六国后”，他们固守六国政治文化认同，在秦汉之际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秦复国斗争中。在楚地，楚人的政治情感、文化认同与复国意识顽强地存在于旧楚贵族以及“三老”“豪杰”等基层社会领袖心目中，陈涉、项氏等势力皆根据“楚制”建立政权。前人多指出“汉承秦制”，其实秦汉间还有一段行用“楚制”的历史过程。在陈涉起事一年内，赵、燕、魏、韩、齐等地纷纷自立或拥立“六国后”。六国的复国行动或顺利或波折，考察当时具体的历史事件，可见六国故地的旧贵族、豪杰、士人固守着强烈的区域政治文化认同，开展对秦统治的抗争。

卜宪群研究员进而指出，区域政治文化的顽强存在是大一统政治秩序、政治文化形成的障碍，秦与六国故地的文化差异与冲突也是导致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秦汉之际活跃的区域政治势力深度参与到历史进程中，秦汉之际各政权都需要面对如何治理区域政治势力、区域政治文化的现实问题。

秦对“六国后”采取了杀戮追捕、迁徙、降其身份、转化利用等措施，高压政策使得“六国后”没能形成反秦的合力。但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大量六国旧贵族、豪强留在六国故地，这些不会甘心臣属于秦的“六国后”以各种方式生存了下来，在陈涉起兵后进而投入反秦斗争中。

陈涉的张楚政权虽然建楚号、行楚制，但他是自立而没有立楚后，故与“六国后”的关系十分复杂。投奔陈涉的“六国后”试图利用其力量复国，陈涉亦利用“六国后”来扩充势力范围。但陈涉不认可“六国后”的合法地位，成就秦式帝业抑或恢复“六国后”权益，似皆非陈涉的理想，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张楚政权不可能长久。

项氏虽是楚旧贵族，但起兵时尊奉张楚，不以“六国后”为重，后因形势变化才拥立楚怀王等六国故王室。在项羽以义帝名义主持的分封中，宣称此前所立“六国后”为权时“假立”，以灭秦功劳（包含与西楚政权关系远近）的原则进行分封。从项氏对“六国后”的打压方针，可见其也不赞同恢复六国分立局面的政治态度，项羽的西楚是秦汉之际处置“六国后”措施的过渡形态。

自刘邦王汉中开始，汉王朝就按照中央集权模式进行政权建设。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在建国之路上没有依靠“六国后”政治势力，而是采取利用与打击的方针。汉初统治者继承了秦代迁徙六国贵族的政策，张家山汉简等一批出土文献证明该政策较之秦代得到了更加有效实行，通过这一政治上强硬、经济上照顾的迁徙政策，既加强了对“六国后”的政治控制，也削弱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基础。同时，汉王朝对六国故地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任命熟习各地风俗的诸侯、地方长官成为朝廷的代理人，安抚六国故地，在地方采取因循“故俗”的治理措施。

卜宪群研究员认为，战国时代的区域政治文化在秦汉之际得以延续既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表现在对区域政治文化的认同具有阶层上的广泛性，但区域政治文化认同中也有不同于血缘认同的地域认同的一面；另一方面，“六国后”的区域政治文化认同也随着秦汉之际的历史发展而变化。区域政治文化认同的转变不仅仅是秦汉之际各政权所采取各种政策的结果，其中也包含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秦汉之际各方对六国复国势力的认同，主要出于社会舆论对秦道义上的谴责和对“六国后”道义上的同情，或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但这些并不能为战国区域政治文化的延续留下很多空间，因为秦汉之际的政治格局与战国时代已经不同了。

卜宪群研究员最后对秦汉之际新的政治格局作出了扼要阐述。楚在秦汉之际占有主导性的军事力量，并支配着政治格局的走向，而六国只是配角，甚至沦为政治工具，复国的六国与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局面仅是形似，其实质内涵已经根本不同。战国以降随着秦的统一，军功爵制发挥出巨大的历史作用，成为新社会阶级崛起的重要工具，战国以前按照宗法血缘分配政治权力的制度不可能再被恢复。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巩固，战国以来的区域政治文化失去了可以依托的政治实体，“六国后”不再反抗新的政治秩序，其社会势力也不复存在，他们逐渐融入新社会。区域政治文化认同逐渐向大一统政治文化认同转化，“六国后”的官僚化就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典型表现。卜宪群研究员通过分析史书中记载的入仕汉廷的六国后人，指出汉王朝除了通过以地域迁徙加强行政控制、因循风俗稳定当地社会等方式加强对六国故地的管理安抚，还采取多种方式吸收其后人进入官僚体制，解决了战国区域政治文化遗存的问题，对大一统政治文化的确立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讲座结束后，卜宪群研究员热情回应了线上线下听众的提问，彭邦本教授作了小结，并代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及线上线下的师友对卜宪群研究员表达了感谢。讲座圆满结束。